编者按：努莫夫博士是加拿大著名学府麦吉尔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对中国的科技发展有深入研究。他认为，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科学技术既有对发达国家的依赖，但更多的是向技术自给的目标迈进；技术自给不是封闭，而是更多地融入国际社会，在科技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开辟自己独立的技术空间，打破技术垄断，从局部进行突破，逐渐在某些领域站到世界的最前沿；加入世贸组织对中国既是挑战，更是机会，可以更完全地融入世界“联合阵线”，实现技术自治。 
    记者：努莫夫先生，您是专门研究中国技术政策的，请问，您怎么宏观理解中国的技术构想？ 
    努莫夫：1980年，也就是中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两年多的时候，中国驻加拿大使馆邀请我访华，就吸收外资、制定战略发展计划等问题做专题系列讲座。从那时起，我已七次访华，在中国各地进行讲座。1985年时起，我的研究课题逐渐转向中国的技术转让。 
    自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在技术上开始实行自给政策，推动这一政策出台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中国政府意识到自己与资本主义国家的技术差距越来越大。中国政府提出，要从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技术依赖逐渐走向“不对称性平等”，即在某些技术领域有所突破，并逐渐掌握国外的先进技术，最终实现技术自给。 
    中国科技战略的发展轨道：1.降低风险系数；2.培养一批低薪水高技术的劳动力大军，从而大幅降低劳动力成本；3.通过生产低端劳动密集型产品进行原始资本积累；4.运用国内劳动力和国外技术，有选择地生产高端性技术密集型产品；5.通过到国外进行高等教育培训，精心发展一支独立的高素质人才队伍，让他们能及时掌握国外更新的技术；6.发展高端新技术含量高的产品，对原始资本积累进行扩张；7.拿出充足的研发资金与外资合建研发实验室，培养独立的研发队伍，逐步加强国内实验室对引进高技术的独立研发能力；8，.有目的地吸引外资，将整个生产线转移到中国，从而进一步扩大资本积累，并系统地提升生产效率；9.加强国内自主性专利的开发，不只是对外国产品进行低成本制造；10.精心发展合成原料、生物医药技术、生物医药工艺、生物信息学、计算机软件和硬件开发和新农业技术等高回报性产业，最终形成完全依靠国内技术的世界领先的最前沿产业；11.这一技术发展轨道的最终结果为：高技术出口不断增加；中国名牌产品在国外投产；选择性地收购外资企业。中国技术自给的战略能否实现，将最终取决于这一发展轨道的成功。 
    为了实现非对称性平等，中国需要逐渐控制国内经济的关键性杠杆，从而减少经济和军事的脆弱性。中国在争分夺秒地快速发展经济的同时，也应充分认识到必然存在的社会代价：高速增长的社会财富是否会造成难以应付的经济、社会和地区性不平衡？ 
    记者：那您认为中国如何在具体实现这一战略？中国政府此间需要注意一些什么问题呢？
    努莫夫：一方面要在技术购置上融入全球市场，另一方面要建立技术自治的基础设施，如何处理这种关系对于中国来说极为重要。尽管同一家全球最大的跨国公司合作走“捷径”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由于获取核心技术及成品出口的诸多限制性合同条款，将使中国付出的代价太大。尽管中国在产业技术方面已经取得一些进展，并有可能在10年之内取得突破性进展，与现行国际标准持平。然而，恐怕那时的恶性循环将超过现行标准.
    那么，应该采取何种应对策略？我目前的研究对象是一种适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合资”模式。这种模式需要以下几个条件：1.确定潜在的资金来源；2.建立熟悉相应科技流程的技术专家评估机构；3.评估机构和资金来源相结合；4.在二者之间建立可靠的工作关系；5.确定相应的不可知技术的潜在来源；6.建立一只由中方和非中方共同组成的谈判小组，这个小组能够使双方很好地沟通，即中方的资金和技术评估一方和提供技术的一方。尽管所有这些组成部分对合资的成功都至关重要，但相对来说，第6条，即谈判小组是关键因素。它要求的可信度极高，不仅是在技术方面的谈判，更重要的是通过在文化、语言及系统差异方面的了解和洞察，能够引导双方的互动，实现共同的目标。换言之，中方与非中方对各自环境都十分熟悉，因此，谈判小组的存在是必要的。 
    成功设立这一工作程序，可以使中国在某项技术的早期发展过程中获得它，中国的科学家和技术人员能够吸收其内核，并获取创新所需的技能。 
    为了实现技术自给，中国在处理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时，不再对抗，而是不断调整，但要防止美国的霸权主义。与资本主义国家合作的最大问题，将是资本主义世界观和价值观对中国的冲击，其后果有时是良性的，有时是恶性的，但是应该可以控制。这些后果主要包括腐败，人才和资金的外流，买办的出现，地区性差距增大，有明确政治主张的人越来越少，各种宗教活动的出现等。与全球展开全面的经济合作，将缩短经济体系转变和吸收的进程，从而加强经济上的不对称性平等，最终实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显而易见，技术自给不是绝对的。它更多地代表国家不断增强的一种实力，即打破资本主义大国的技术霸权，为自己在国际经济领域开辟发展空间，从而实现“不对称性平等”的目标。 
    记者：您认为中国在技术自给方面成绩如何？ 
    努莫夫：在人造卫星产业、现代农业、生物技术等领域，中国已经掌握了一定的优势。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经在许多领域开创了“第一”的记录，其中在太空和医疗两大领域表现突出。 
    记者：中国现在已经加入世贸组织，您对此有何独到见解？您能对中国政府提出一些建议吗？ 
    努莫夫：毫无疑问，经过长达14年的谈判才迈进的世贸组织，是决定中国未来最大的冒险。从一开始，中国政府的主张就是，短中期内可能会造成一些混乱，但世贸成员的身份对中国的长期繁荣非常关键，否则中国在经济和主权等方面就会失控，“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内涵也无从谈起。 
    中国政府制定的一系列战略构想和步骤来源于对当前客观条件的深刻分析。其中的一个步骤表明，不加入比加入情况更糟，加入后毕竟有机会制约美国的单边主义政策，并提供连贯性框架和阶段性时间表。通过要求台湾融入世贸组织规则、继而加强与大陆的经济联系，促使两岸经济更加紧密。一旦融入世贸这一“新的联合阵线”，中国在国际经济中的地位必然要求重新制定时间框架；支持台湾相继成为世贸成员，将保证双边经济活动的所有障碍被消除。这样的话，台湾经济的命运与大陆将更加紧密，台湾政治取向发生改变的希望就更大，特别是当台湾经济处于低迷状态时，这一点表现得会更加明显。当世贸组织中出现中国政府的声音后，中国会在制定相关的游戏规则时为自己和第三世界说话，起到反杠杆的调节作用。 
    中国在表述其目标时，强调了两个方面：保护国家的经济安全；组织管理以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在谈到面临的问题时，最大的一个就是各地政府对外贸法律、海外投资和世贸规则知之甚少。 
    中国已经在逐步采取措施应对。2001年，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制定了宏观的指导纲要，并对运输、能源、环保、科技、信息技术、教育、高技术产业、人口、水资源保护和城市化等进行了规范。另外，有目的地进行了产业合并，如将全国120个汽车制造商合并到3大集团中，3大集团将获得贷款、研发中心、销售网络和其他附带条件。另外，中国还鼓励留学在外的25万学子充当所住国家和中国的桥梁，从而更有效地帮助中国处理重要的世贸活动。 
    总之，中国政府应该密切关注公司所面临的问题，不断完善相应的宏观和微观政策。 
    努莫夫其人 
    1956年获美国麻省克拉克大学文科学士学位；1965年获纽约大学文科硕士学位；1975年获纽约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63—1966年在纽约市政府社会福利部工作；1965—1966年为纽约亨特学院讲师；1966—1977年在钮布郎斯维克大学任教，教授职称；1967年至今在麦吉尔大学工作，教授职称。 
    努莫夫主持过的项目有：麦吉尔大学和加拿大援华项目（任主任）；麦吉尔大学和嘉达坡大学农村扫盲项目（任主席）。
    努莫夫发表文章130篇，其中60篇是中国问题，其中一些已译成中文发表。1981年首次应邀到中国做引进外资问题的报告，之后，曾在中国多个城市做过10个系列专题报告。 
    努莫夫1999年4月11日被聘为四川省涪陵市经济发展顾问；1999年7月16日受聘为四川省重庆市九龙坡区经济发展顾问；2001年始任洛阳开发区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