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要有所作为，除了培养出社会需要的各个层次的人才以外，更要瞄准国民经济主战场上的战略目标，发挥高校在智力资源上的优势，将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同时为社会发展提供决策咨询，这是高校科研的主要方向。”这是第二届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校长们的共同感受。 

　　资源共享进行合作科研 

　　上海财经大学校长谈敏说，怎么围绕国民经济的目标进行科研成果转化一直是我们考虑的重点。上海财经大学很早就成立的商务学院，就是为了满足国家对经济管理人才的需要而设立的。因此在科研成果的转化上，学校的主攻方向也是经济管理学科方面的科研成果，为各级政府提供决策的参考，同时也为企业改进管理方式提供一些成型的技术支持。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校长伯林格说，当前关于经济欠发达地区人民的贫困问题、爱滋病问题是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需要我们各个高校共同关注，融合各种丰富的科研资源，形成有效的资源共享的机制，去攻破那些影响人类生存和安全的科研课题，这就需要高校的科研工作者有宽阔的胸怀，通过加强高校之间科研力量的联合，共同完成攻破科研难题的历史使命。 

　　把资源集中在重点项目上 

　　“大学科研发展要求较多的资源，我们要把有限的资源集中在几个重点的项目上。”香港理工大学校长潘宗光教授认为，大学应该有几个强势的有特色的方面，而不应该什么方面都加强。 

　　潘宗光说：“从科研角度看，大学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传统的重视提升基础理论研究的综合性大学；另一类是重视应用研究来提升大学竞争力的大学。香港理工大学属于第二类，重视应用研究。”如何加强科研，他认为香港理工大学要抓住学校本身最强的方面发展下去，而且要集中力量发展几个特别强的项目，同时要发挥团队协作的精神。 

　　目前，很多大学科研都面临着资源不足的问题和激烈竞争的挑战。因此，大学科研怎么找出并加强好的项目形成竞争力，尽力寻求社会各界的资金和经验的支持非常重要。 

　　从科研成果转化中尝到甜头 

　　1970年就建立了第一个工业园的剑桥大学，可以说从科研成果转化和产业化中很早就尝到了甜头：学校学科的建设力度加大，很多理工科的实力都在全世界排在前列，目前学校周围已经有了8个工业园区，上千家不同规模的公司，随时瞄准学校有开发前景的科研项目，以准备风险资金的投入。 

　　出席校长论坛的剑桥大学校长理查德女士说，我们一直在寻找一种机制，鼓励教授进行科研的时候一定要有战略眼光，找准项目，在进行科研成果转化的时候要有企业家的冒险精神。理查德认为，要成功进行科研成果的转化，就必须有明确的对知识产权进行保护的政策，需要专业的负责技术转让的公司参与运作，同时极力倡导一种科技园的文化氛围，这种文化将会使科研成果的产业化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经费稀缺是面临的共同问题 

　　北京大学校长许智宏教授谈到，科研经费的缺乏几乎是所有大学遇到的共同问题。因为做实验、买设备需要大量的资金，而且投入的时间也比较长，能否有回报也取决于很多因素。但他认为，其实许多成果并不见得就是花了很多钱“堆”出来的，有些诺贝尔奖获得者所做的项目是对前人一些成果的创新，不见得花了很多钱。 

　　剑桥大学校长理查德女士对此也很有同感：实验室研究的成功并不仅仅因为设备是一流的，设备并不能完全确保好的研究水平，重要的是研究人员有很高的自由度，可以对学术的前沿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探索，这就需要一所大学的校长能够处理好短期回报和长期研究的平衡问题。有时侯为了取得长远的科技回报，就不得不牺牲一些短期的利益而鼓励那些能使学校长期受益的自由探索研究。 

　　与美国大学的经费相比，不少国家的大学感到相形见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一年的预算是13亿美元左右，而厦门大学一年的预算是10亿人民币。“在这种对比之下，要想完成艰巨而复杂的科研任务，我们只好想方设法去寻求更多的科研资源，并对现有的科研资源进行有效整合，牢牢抓住自己的特色方向进行研究。”厦门大学校长朱崇实感慨地说。 

　　即使英国这样的发达国家，也同样面临资金缺乏的问题。理查德女士说，从研究项目的财政来源来看，美国有许多支持大学科研的政策，但在英国，虽然高校的科研工作也很重要，但是来自政府的财政支持仍然较少。她建议说，其实可以从美国政府的一些做法中获得借鉴：在美国，政府的科研资源是给单独的研究员个人的，研究员走到哪儿都可以带着资金走，既保证科研成果不因科研人员的流动而停滞，还可以避免英国科研经费分配中存在的官僚主义作风。

清华大学校长顾秉林：科技创新平台促进成果产业化 

　　在第二届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清华大学校长顾秉林作了关于高校科学研究和成果转化的精彩演讲。顾秉林认为：“作为国家重点支持的一所研究型大学，清华大学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奋斗中，坚持把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三项职能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不仅是培养高水平人才的必要环节，而且是创新科技、服务人类和社会的重要源泉。” 

　　经过近20年的结构调整，清华大学已经基本形成了以理、工为主，包括文、法、经济、管理、艺术和医学等学科门类的研究型、综合性大学的学科布局。“我们在继续保持对各类学科持续支持的基础上，结合国家和社会的发展要求，在若干有优势的学科领域，集中资源建设一批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科技创新平台和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实现‘重点突破和跨越发展’，为今后较长时间保持学科优势和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基础。”顾秉林谈道。 

　　顾秉林介绍了清华建设科技创新平台的方案，通过学校建立统一的平台建设管理委员会，统筹规划，办公室挂靠科研院；国家级科技平台行政管理相对独立、分类挂靠(校、院、系)；整合和加强已有的国家和部门重点科技平台；公开招聘、竞争上岗，学术带头人教、研双聘，管理和技术支撑队伍相对稳定；基本设施建设与承担科研任务相结合；积极争取多方共建、整合社会科研机构等六大措施，建立了重大科技创新平台4—6个；重点科技创新平台10个左右；哲学与社会科学创新基地5个左右。 

　　顾秉林感慨地说：“从多年来清华科技产业的发展实践中，我们认识到大学的科技企业已经成为实现学校为社会服务功能的重要平台，是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的重要基地，对国家的技术创新和学校的教学、科研具有推动和促进作用。”在顾秉林看来，大学企业探索出了一条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有效途径；以企业赢利和社会募资的手段，填补了科技成果产业化阶段的资金缺口；弥补了教育经费的不足，增强了办学实力，改善了办学条件，减轻了国家的负担；直接为国家增加了财政收入，最近三年清华企业上缴国家税收共15亿元。 

　　顾秉林满怀期望：“国外比较普遍的模式是学校把科研成果转让给大公司，大公司有一批专门的研发人员再把它转化为产品；而在中国，大学承担了整个流程，这种将大学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尝试，将会对整个世界的高等教育起到促进作用。”

柏林工业大学校长库茨勒：技术转化方式多样效果独特 

　　柏林工业大学(TUB)是德国一所主要的理工科大学，该校有近400名教授，已有将近200年的建校历史。柏林工业大学的强项在于工程学科和自然科学学科等重点专业，学校同世界上200多所高校保持着广泛的联系，而且还和许多经济研究机构和大企业保持着密切的合作关系。 

　　在这次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该校校长库茨勒教授专门介绍了学校从事技术转化的一些方式和体验。 

　　技术转化的三种方式 

　　库茨勒教授介绍说，技术转化如果要在今天这样一个复杂的环境中成功，首先要确保在各个方面都应该有最广泛的合作。所以，在今天的技术转化中，比较常用的方法一是人和人之间的接触，特别是人才和大学的附属企业中的人员建立密切联系。二是和产业界建立联系。三是申请专利和保护。最好是这三个方法同时使用。 

　　通过学校和附属企业人和人之间的交流来实现转化，附属企业往往会在他们的产品上打上学校的标记。一个显著的例子是：1970年以来，330多个公司成为TUB的附属企业。一方面为TUB的学生和科学家提供了就业机会，另一方面也提供了技术转化为产品的机会。 

　　另外，学校通过和企业以及通过建立公立——私立合作伙伴来实现技术转化。对于小企业来说，由于没有研发部门，与大学的合作很重要，可以确保他们不断应用新产品、新技术，不断发展。签订合同进行开发是TUB技术转化的重要方法。 

　　学校还通过专利进行转化。因为专利的申请会使人花费很大的成本。德国新的立法把知识创新的权利由自身所有转向他所在的大学持有，发明人得到30%的收入。这些大学实际上建立了专利开发公司，管理专利技术的转让。这种合作的好处是会使专利更好地投入市场，大学和发明者可从专利和许可证的授予中得到最大化的利益和保证。 

　　争取经费支持　培养师生科研能力 

　　在德国，一般大学主要靠州政府支持，而主要从事科研任务的马普学会主要靠联邦政府的支持。自从东西德统一以来，国家削减了自己的科研预算，柏林州政府给大学的预算也少了1/3，有限的科研职位只好先给了一些科学家。因此，柏林工业大学在发展成综合性大学上比较慎重，而是把重点放在已有的重点学科如技术、工程、城市规划方面，也期望在加强这些学科为企业和社会提供技术转让的服务中获得一些资金方面的支持。 

　　在大学教师参与科研的问题上，库茨勒教授说，教授可以接一些项目，但是在参股的问题上必须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去做。因为学校不愿意过多地承担由于经营企业带来的风险，而只是希望通过参与企业的活动去对教授所研究项目的实用性进行检验，至于能不能从中小企业中获取回报，那不是大学的主要目的，这一点柏林工业大学定位非常清楚。 

　　“学校鼓励学生积极参与科研，有时侯还为他们的创业提供启动资金，通过孵化器的作用，让他们在大学就走出科研的第一步，获得科研的初步体验。”柏林工业大学校长库茨勒教授说。在他看来，培养人才是大学的优势，而让学生们尽早参与到科研行列中来，会便于学校发现将来适合做科研的“好苗子”，这是个不错的机制。如果学生不能在大学中找到最好的合作伙伴，学校鼓励他们到外面独立的科研单位去找合适的伙伴开展科研合作。 

法国巴黎十一大学原校长夏皮萨：技术转让：成果与应用的桥梁 

　　法国巴黎十一大学是巴黎17所大学中的一所，学校拥有一百余所享誉世界的实验室，从这里产生出许多对法国乃至世界具有重大影响的科研成果。 

　　巴黎十一大学原校长夏皮萨教授介绍说，在法国，科研机构有两类，一类是国家科研机构和高等教育科研机构，一类是隶属于企业的科研机构。前者主要搞基础研究，后者侧重于应用研究。大学在全球化进程中，以不同形式从跨学科的角度回答政治、经济、社会等问题，如人口老化对现代化的影响、全球性传染性疾病问题等。 

　　大学在进行科学研究方面有着自身的优势，因为没有人能比大学的管理人员更了解社会与所在地区包括企业的需求，并清楚自己有能力进行这些研究并解决这些问题。在欧洲，80%的研究成果出自于大学。大学通过基础研究促进社会进步，而且把科技传播到社会的各个领域。过去把科研分成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现在基础研究已与应用研究联系在一起。 

　　在地区、社会现代化过程中，大学的科研成果显得尤为加重，社会希望科研成果与应用同步，它们之间的桥梁就是技术转让。夏皮萨教授说，我们把技术转让给企业后，企业就相应地付给大学费用。因为我们做出这些科技成果是需要付出的，在竞争领域中，大学不会放弃它该得的利益。 

　　近年来法国从法律上确保了大学拥有商业活动的权利，体现了大学与经济以及整个社会的合作。夏皮萨教授说：“当然，大学绝不是企业，只是在战略方面要考虑和企业的关系。大学不可能成为商人，大学的任务是创造知识，但如果它创造的知识有经济价值，那么它就应该获得报酬。巴黎十一大学也有科技园，但跟中国大学的科技园不同，我们有像纳米技术这样的科技园，但这些科技园是属于国家的，科技成果可以迅速直接地进入市场。” 

　　夏皮萨在任期间做了很多与企业联系的工作，现在巴黎十一大学有很多合作的企业伙伴，企业不仅会提高大学的科技成果转化率，还会从学校招聘学生，而这对青年人来讲也是很重要的锻炼机会。 

　　夏皮萨教授也承认，学校要做出科研成果，与科研经费的多少有关。宏观地讲，学校、国家的关系非常密切，因为学校预算有一部分来自国家，另一部分则取决于跟企业的合作。“政府资助的资金中我们有80%用于科研，从中可以看出我们加强科研的力度。现在，有的科研项目的经费支持也开始国际化，几个国家联合支持某项跨国研究，因为某些研究必须在世界范围内进行才能取得很大的进展。

四川大学校长谢和平：在学科交叉中加强科研 

　　“当今世界，科学前沿的重大突破，重大原创性科研成果的产生，大多是多学科交叉融合的结果。”四川大学校长谢和平非常强调多学科交叉融合和发展对科研的推动作用。 

　　为加强学科交叉融合，促进科研，四川大学以项目为纽带，直接组建了若干交叉学科研究中心。学校从2002年起每年投入1000万元，2004年增加到1500万元用于组建研究中心。学校通过制订指南引导，不同学科自由组合申请，专家评审推荐，学校审核批准，设定了学科交叉融合优先建设的领域，每个中心的投入不低于500万元。学校规定交叉学科研究中心必须跨两个以上的一级学科，有不低于10个教授组成的团队，实行首席科学家负责制。研究人员必须有很好的科研业绩，可以实行“兼聘”制。另外，研究中心要有相对集中的核心载体，学校投入的钱用于平台硬件建设，平台集中使用管理，开放共享。 

　　谢和平说，学校先后批准了10个交叉学科研究中心。2002年，学校批准了5个第一批优先支持的交叉学科研究中心，包括人类疾病生物治疗研究中心、医学信息技术研究中心等；2004年，学校在第二批交叉学科研究中心建设中，又批准了重大工程安全性与灾害力学研究中心、功能基因组与生物信息组研究中心等5个研究中心。 

　　为保证交叉学科研究有足够的资金支持，学校将在2004-2008年，每年投入不低于700万元用于专门设立交叉学科研究项目启动基金，对交叉学科的研究课题给予特殊的前期研究支持。同时，学校每年投入专项人才基金，并组建了由拔尖学术带头人领军的学科交叉融合学术创新团队，使科研工作有了强有力的人才保障。 

　　谢和平非常欣慰地说，四川大学学科交叉融合取得了初步成效。其中以魏于全教授为核心的人类疾病生物治疗交叉学科研究中心在异种免疫肿瘤疫苗研制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为肿瘤生物治疗开辟了新途径。研究中心也因此被评为教育部“人类重大疾病生物治疗”重点实验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