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二十多年来，伴随着改革开放、学术交流与版权贸易的发展，我国在翻译和出版人文社会科学著作方面无疑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在充分肯定已有成就的同时，也应对目前严重存在的翻译质量问题给予关注，并愿在此呼吁切实重视翻译质量。 

先举我们在读书中新发现的两个例子： 
     
其一，新华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美国前国务卿沃伦·克里斯托夫的回忆录《美国新外交：经济、防务、民主》第187－190页，有一段克里斯托夫离开国务院时对国务院的工作人员的告别词，其中在提到第二届杜鲁门政府（1949－1953）的国务卿“阿奇森”（标准译法为艾奇逊）时，居然几次出现“阿奇森院长”的字样，令人费解。经前后对照，原来“阿奇森院长”与“阿奇森”国务卿同为一人。可是，他的头衔何以又变成了“院长”呢？原来，译者把艾奇逊的英文名字Dean Acheson中的名Dean望文生义而误解为“院长”头衔，结果闹出了如此叫人苦笑皆非的笑话。 
     
其二，把晚清中国驻美公使伍廷芳生吞活剥地弄成“外交大臣”。这个同样叫人苦笑皆非的笑话出现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八卷本《透视美国》丛书的总序中。据说，其作者都是“在美国学有所成的中青年华裔学者”，并“横跨中美两种文化，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和优越的视角，在各自的领域里又都有一定的建树”。因此，人们当然有理由对这套书寄予厚望。可是，未料主编邓鹏先生上来就在总序中和读者幽了一默：“一些中国人甚至将他们对美国的观感用英文写出在美国发表，其中曾经担任中国驻美国外交大臣的伍廷芳写的《一个东方外交家眼里的美国》最为透彻生动，……注：伍廷芳同时还担任中国驻西班牙、秘鲁、墨西哥和古巴的外交大臣”（《透视美国丛书》，总序，第3页） 。 

刚读到此，我们弄不懂外交大臣作为官职何以变成了驻外使节？后来一想，看来主编是把兼有大臣和公使含义的英文词minister只作大臣解，自然也就把它翻译为外交大臣了。按理说，作为“在美国学有所成的中青年华裔学者”的留美学者代表，主编本不应犯这样的错误，因为minister并不是一个难词。即使不知道minister的公使含义，凭中国近代史的常识，也可以知道在中国的外交官序列中一向没有“外交大臣”这一级别；实际上，不仅清朝的外交官中没有外交大臣，就连清朝的官职中也没有这一名称。实际上，在有关的正式外交照会中，伍廷芳所署的都是“大清钦差出使美、日、秘国大臣”，而在给清朝廷的奏折中都是称“二品衔、四品卿衔出使美国、日国、秘国大臣”（见丁贤俊、喻作凤编《伍廷芳集》，中华书局版）。 
     
其实，类似的“翻译笑话”还有不少。兹举几个新近的例子：华东理工大学倪乐雄教授在《中华读书报》（1999年2月10日）发表的受到广泛关注的《孟子变成“门修斯”——学术界必须关注的问题》指出，三联书店1998年出版的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一书，除把西方史学之父希罗多德译成“黑罗多特思”、法兰克国王查理曼大帝译成“夏勒马涅”等以外，竟把孟子莫名其妙地译成了“门修斯”。北京师范大学伍铁平教授最近在《学术界》（2000年第2期）发表的《“三人成虎”新版——“多佛尔海峡”变成“多佛大街”及其教训》列举的例子，也相当突出：三联书店1985年出版的利奇著《列维-斯特劳斯》中把多佛尔海峡误译成“多佛大街”（第107页），结果复旦大学教授申小龙自1990年至1999年多次在他的文章（《论结构人类学的语言逻辑》）和著作（《语言的文化阐释》、《文化语言学论纲棗申小龙语言文化精论》、《申小龙自选集》）中照搬这一错误（尽管早就有评论指出了此点）。至于把波伏瓦的名著《第二性》弄成“《第二性生活》”（东方出版社版《现代美国妇女》）、把亚眠条约搞成“豆眼条约”（求实出版社版《大国的兴衰》）、把“美国中部”译成“中美洲”（天津人民出版社版《费正清自传》）、把19世纪90年代译成“1890年”（河北人民出版社版《改革时代》）等，恐怕就更不是单纯的翻译错误的问题了（见杨玉圣《美国书籍在中国：成就与问题》，载《学术批评丛稿》）。有讽刺意味的是，连新华出版社出版的一部极有影响的国际问题著作，也把联合国翻译成了“美国”（详见黄卫峰：《是文明的冲突还是文明间的冲突棗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译本举谬》，《学术界》2000年第5期）。 
     
对于翻译者的劳动与心血，我们是充分尊重的。可是，当面对这些五花八门的误译现象时，在引以为憾的同时，又不能不忧心忡忡。毕竟，出版上述译著的都是我们国家的著名出版社（如三联书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等，而东方出版社是人民出版社的副牌、求实出版社是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的副牌），上述译著的译、校者大都任职于我们国家有名的教学科研机构（如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等）的知名学者。读者选购这些译著时，其中不少人就是冲着这些名牌出版社和译、校者的知名学者身份去的，因为名牌出版社本应出版信得过的译著、知名学者翻译的书也理应是靠得住的译著。然而，鱼龙混杂的译著却一再同善良的读者开玩笑。可是，除了苦笑，我们能笑得起来吗？ 
     
要知道，广大的读者主要是通过译著来了解、认识西方社会、文化与学术的。严肃认真的翻译本是一项名山事业，高质量的译本应是中外学术文化沟通、交流与理解的桥梁。                                                            
     
为此，我们呼吁翻译（校对）工作者、出版社、广大读者能协同努力，严把翻译质量关，将更多的译著精品贡献给读书界和学术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