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勒斯坦是世界体系理论的创立者，他虽然被称为“新马克思主义者”，但在西方学术界却产生了超越于其他左派人物的巨大影响，这是由其理论的基本特征——“融合性”（即对西方现代社会发展理论的主流学派——经典现代化理论和非主流学派——依附论的融合）所决定的。融合性主要表现在沃勒斯坦对资本主义的矛盾态度上：一方面，他吸收、借用非主流派的理论和研究模型，对资本主义体系进行激烈地批判和否定；另一方面，他又论证了资本主义的长期性、稳定性和不可避免性，从而与主流派达成了共识。但是，沃勒斯坦的融合性尝试只成功了一半，由于其对现代化和资本主义的片面理解和不适当的否定，沃勒斯坦在重建现代性时陷进重重矛盾，最终步入历史悲观主义、怀疑论的误区。世界两极格局的瓦解、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是沃勒斯坦理论融合的现实基础，而多极格局的形成、地区性乃至世界性的冲突动荡则为其历史悲观主义、怀疑论的形成提供了现实背景。
关键词 现代世界体系 世界经济体 中心 半边缘 边缘
引论
战后西方现代社会发展研究以现代化为基本研究对象，其中包括三个主要派别：经典现代化理论、依附论和世界体系论。
经典现代化理论（以下简称现代化理论）兴起于20世纪50、60年代的美国，是“主流派”，其主要理论主张有：1、现代性等于资本主义性，等于进步性；2、现代化就是西方化、资本主义化，就是进化，包括经济上的工业化、政治上的民主化、社会领域的城市化、文化上的理性化等。 3、内因论发展观：国家是现代化社会的基本单位，一国内部的制度体系、社会结构、历史文化传统等是决定其现代化进程的主要因素。
由于现代化理论对现代性的理解是从对西方发达社会的考察中得出的，因此遭到以依附论为代表的其他学者的激烈反对。依附论是一个与现代化理论针锋相对的学派，被称为“非主流派”。其与现代化理论的主要理论分野在于它主张外因论的发展观，认为第三世界国家的欠发达（Underdevelopment）是发达国家利用不平等的国际经济、政治关系对之进行剥削和控制的结果；在不平等的国际劳动分工和贸易条件下，世界日趋两极分化，形成中心-外围（中心-边缘或大都市-卫星城）的依附格局；外围国家不能走西化道路，只能通过“脱钩”谋求自身发展。
这两种社会发展理论是冷战时期意识形态对立的体现，在观点上都有一定的片面性：现代化理论过分强调内因的作用，忽略了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影响，而其内因研究以西方国家为考察对象，脱离了当代落后国家的实际国情；依附论过分注重外部因素，忽视了内部社会经济结构的改造，其外因理论又片面强调国际关系的负面因素，抹杀了正面影响。因此，两种理论都遭到现实的驳斥。
随着历史的发展，两派理论对峙的现实根基趋于瓦解。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尤其是进入90年代以来，以信息、高新科技为纽带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开始渗透全球，经济一体化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东西对峙的缓和，南北格局的变化，意识形态斗争的弱化，经济竞争的加剧，多边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形成，都表明理论的融合成为必然之势。由沃勒斯坦开创的世界体系论正适应并体现了这种理论需要。
沃勒斯坦既是“新左派”学者，与阿明、弗兰克并列为激进依附论的主要代表，又是世界体系论的创始人。融合性是沃勒斯坦最主要的理论特征。在研究方法上，沃勒斯坦借鉴了法国年鉴派长时段、大范围的研究，熔史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人类学、地理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于一炉，创建了“多学科一体化”的研究方法。在理论渊源上，沃勒斯坦借用了布罗代尔“经济世界”的概念， 吸收了俄国经济学家康德拉捷耶夫的长波理论，又从依附论的早期起源——马克思那里继承了有关资本积累的政治经济学和阶级分析法，借用了依附论的中心-边缘模型和外因论分析，从现代化理论中吸取了一定的内因论发展观。但是，从最根本的意义上讲，沃勒斯坦理论的融合性主要体现在他对资本主义的矛盾态度上：一方面，他比以往任何左派理论家都更激进、更彻底地否定资本主义，甚至将资本主义体系抽象为一个单纯的剥削机器；另一方面，他又迂回曲折地承认资本主义的发展带有历史必然性，而这正是现代化理论的基本前提。
由于这种理论上的融合性，沃勒斯坦并未如一般非主流学者那样受到攻伐或冷遇，相反，他在西方社会科学各领域都激起了巨大反响。“凡是研究16实际以来的世界史的学者，研究‘第三世界’发展问题的发展学家，包括研究发展经济学、发展社会学、发展政治学和发展战略学的学者，对他的观点不管是赞成还是不赞成，都得在他们的著作中加以引述和讨论……”
理论是历史的反映。研究沃勒斯坦的理论，既可以对西方发展理论有一个总体、宏观的把握和定位，又能够为认识现实世界、研究发展问题提供重要的启示。基于这种考虑，本文力图探讨沃勒斯坦理论的融合性特征，分析其与左派（包括马恩和依附论）、自由派（现代化理论）之间的理论联系与渊源，并在此基础上对之作出评价。
现代世界体系的三个维度
一 不平等而一体化的世界经济体
沃勒斯坦把现代世界体系分为三个维度：一体化的世界经济体、多民族国家体系和多元文化体。世界经济体是现代世界体系的经济功能体，是政治体、文化体存在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沃勒斯坦常以之作为现代世界体系的代名词。
（一）一体化世界经济体的产生和发展
世界经济体形成于“延长的十六世纪”（1450-1640）。在此之前，世界由一些独立自足、缺乏联系的小的世界体系和靠文化、法律机制凝聚而成的文明单位组成，不存在单一稳定的世界经济体。但到了15世纪末16世纪初，情况发生了变化，西欧封建社会内部开始了制度性的总危机：封建庄园经济的衰落，土地贵族和封建主的政治统治陷入困境，社会上暴乱迭起，阶级分化、重组、精神文化领域的变迁渐露端倪。
总危机预示着西欧封建制度的全面衰朽，就在封建社会的残骸之上，一种全新的社会形态——资本主义逐渐发展起来。在这种社会经济形态下，由现代工商业发展所推动的资本积累的经济要求、握有强大国家机器的中央政府的政治保障、各阶级、阶层普遍一致的社会合作，以及地理优势和技术的发展，都使西欧经济体具有极强的扩张性、吸纳性和外向性，这是它区别于非资本主义经济的主要特征。
就在西欧经历这一系列社会变迁的同时，与之毗邻的东欧却恢复了两个世纪以前的封建生产方式（即再版农奴制），保留了以农业为主的经济结构。这样，具有决定意义的“分化”和新的整合在欧洲内部形成了，西欧作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源地，首先将触须伸向东欧，将其纳入以自己为中心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建立了以地区性劳动分工和商品交换为基础的单一欧洲经济体。其中，西欧是具有多元、均衡经济结构和强大工业基础的“中心”，而东欧则是生产单一的出口型农矿产品或初级工业品、以自身全部物质供中心生长的“边缘”；二者之间存在着普遍、大量、经常性的贸易联系，以西欧的工业品与东欧的农矿产品交换为主要内容。此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进一步向外扩散，美洲、非洲、亚洲等地都被拉入到体系中，最终形成了覆盖全球的一体化世界经济体。
世界经济体在时间上经历了形成阶段（1450-1640），巩固阶段（1640-1750），发展阶段（1730-1840）和衰落阶段（1914- ）；在空间上，它以欧洲为发源地，逐步扩张，蔓延全球；在功能构成上，它以全球生产体系（世界性的劳动分工体系）和全球交换体系（世界市场）为支柱，“不同地区由于其专业化的角色而变得相互倚赖，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它们结合起来，组成了世界经济体。”
（二）世界经济体的不平等性
世界经济体有两个基本特征：一体化和极端的不平等性。前者是较为直观的形式特征，后者则是隐蔽的本质特征，主要体现在等级化的世界劳动分工体系和倾斜的商品交换体系中。
首先，资本主义国内的生产和分配是不平等的、剥削性的。资本家与无产者（在边缘国家可能表现为庄园主与强制生产的劳动力）的阶级分化是一种纵向的等级化劳动分工，资产阶级通过无偿占有无产阶级创造的剩余价值进行经济剥削。在无产阶级内部，还存在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的分化。 按照资产阶级的分工标准，半无产阶级从事非商品性生产，为自身生存而劳动，并未创造剩余价值，因此将其劳动从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切割出去。但是，沃勒斯坦认为，在“万物商品化”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一切经济活动都打上了商品化的烙印，不可能存在非商品性的自然劳动。半无产者家庭的工资收入普遍低于维持基本生存所需要的最低水平，“在这类半无产者家庭中，他们都在创造着剩余，从而降低了可接受的最低工资起点。” 因此，所谓“非商品性”的半无产者的劳动不但是资本主义劳动分工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而且作为一种边缘性劳动，提供着更多的剩余价值。“‘半无产阶级’家庭……通过将工资收入与附属性的、小商业、出租业和转移收入放在一起，允许其部分工资雇佣成员的部分生活处于低于再生产劳动力所应得到的成本份额的工资水平上，这就是所谓‘超剥削’（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工资劳动的雇主不仅得到他/她所创造的剩余价值，而且得到家庭中其他成员创造的剩余价值）。”
其次，国际劳动分工和交换体系中存在着更为明显的不平等性和剥削性。所谓自由竞争的世界市场实际“远非一个所有卖者自由竞争的体系，而是这样一个体系，只有当上层的经济优势如此明显，以致于只有当市场不受控制的运作能有效地为现存体系的社会分层服务时，竞争才变得相对自由。” “各项经济任务的区域分布……是社会劳动组合的一种作用，这种组合使这个体系中的某些集团剥削其他一些集团的劳动，即获取较大份额的剩余的能力得到扩大并合法化。” 在不平等的国际劳动分工基础上，世界经济体的商品链通过倾斜的交换机制循环流动，实现由边缘向中心的利润转移，加剧了体系的等级化和不平等性。中心国的横向垄断和对边缘国的垂直一体化控制是实现不平等交换的两条主要途径，中心国家的世界资产阶级借此成功地控制世界市场上的产品交换和剩余分配，不断扩大自身的资本积累。
世界性的劳动分工、全球市场联系、结构分化、经济剥削和资本积累，这就是现代世界体系在经济层面上的总图象。
（三）世界经济体与左派理论的联系
有关世界经济体的论述突出体现了沃勒斯坦对左派理论的吸收。首先，世界经济体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在马克思看来，“资产阶级社会的真实任务是建立世界市场（至少是一个轮廓）和以这种市场为基础的生产。” 资本主义制度确立后，世界性生产和世界市场的形成最终导致了世界历史的出现。沃勒斯坦的“世界经济体”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有异曲同工之妙。所不同的是，马克思仍以国家为基本研究单位，市民社会局限于国家内部，世界历史是国家之上的世界历史；而沃勒斯坦则将现代世界体系作为唯一的社会体系和研究单位，国家是世界体系之下的国家，他“改变了马克思《资本论》对于资本主义的理想型分析，突破了‘社会’与‘民族国家’之间暧昧而又含混的等同关系，在全球范围内分析资本主义实际的展开过程……”
其次，不平等交换问题。马恩认为在世界市场上，“国家之间可以不断进行交换，甚至反复进行规模越来越大的交换，然而双方的赢利无须因此而相等，一国可以不断攫取另一国的一部分剩余劳动而在交换中不付任何代价。” 激进依附论学者阿明发展了这一理论：“对世界体系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运行的根本法则进行有区别的分析，必然导致一些结论……得出的第一个结论是直接有关经济方面的，那就是存在着不平等交换，这意味着价值转移。” 这种不平等交换是由国际贸易中的资本、技术垄断等因素造成的。沃勒斯坦吸收了左派的这些理论，揭示世界经济体的不平等交换现象，并指出其直接原因就在于扭曲、倾斜的世界市场机制造成的利润向“中心”的回流。
第三，劳动分工问题。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着重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的剩余价值榨取和经济剥削现象。沃勒斯坦继承了这一理论，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作为纵向的国内劳动分工，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无产阶级与半无产阶级分化的理论。这一方面更全面地反映了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边缘国家中生产体系的现实状况。但另一方面，这也表明在沃勒斯坦的理论中，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已经抽象为笼罩一切的剥削与被剥削关系，其理论的片面性和矛盾也肇端于此。
对资本主义国际劳动分工问题，马克思早已进行了批判。“机器经营破坏了外国的手工业生产物，由此强迫地使外国变为自己的原料生产地……大工业国工人的不断‘过剩化’，又助长了对移民和外国的移民地化，使那些地方变成了殖民地，为宗主国去生产原料。一种新的与机器经营的主要中心相适应的国际分工，于是产生了。” 不平等的国际劳动分工“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
依附论者驳斥了为资本主义国际劳动分工进行辩护的比较利益说，认为由于其理论前提——平等的国际交换关系——在现实中根本不存在，现实中的国际分工不是自然的、合理的，而是“中心”强加给“边缘”，并通过其自身的累积性机制不断强化的，是不平等交换和经济剥削的基础，所谓比较利益学说实际已堕落为一种为现存不合理国际分工进行辩护的意识形态。 沃勒斯坦将左派关于劳动分工的论述应用于世界经济体的框架下，揭示了世界劳动分工体系的不平等性：
“各项经济任务区域不是均匀地分布于整个世界体系中的。可以肯定，这在某种程度上是社会生态学考虑的结果。但从最主要的方面来看，这是社会劳动组合的一种作用，这种组合使这个体系中的某些集团剥削其它一些集团的劳动，即获取较大份额的剩余的能力得到扩大并合法化。”
第四，世界经济体的基本发展动力问题。马恩明确提出剥削剩余价值和资本积累是资本主义体系扩张的主要动力。依附论者也认为“国际贸易所占据的绝对和相对领域扩大的根本原因，必须从资本主义的内部动力，从它的基本推动力，从它对利润的追求以及从它所推动的机制中去寻找”。 沃勒斯坦完全接受了上述观点，他明确承认：
“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资本积累理论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有用的出发点，其原因有二：一是它在现代世界体系发展中是一个中心主题；另一个就是他的视角，他的理论实际上是关于这一主题的唯一的理论，不是关于国内（或国际）发展，而是关于资本主义一般的发展，正如我们所解释的，关于世界范围内的资本主义发展的理论。”
沃勒斯坦对马克思理论的发展在于，马克思侧重于研究国家范围内的剩余价值转移过程，即资本家对雇佣劳动力的剥削，而沃勒斯坦则与依附论者一样，更多地关注国际领域的剩余转移，即中心对边缘的剥削；马克思的资本积累主要是一种内部积累，而沃勒斯坦理论体系的资本积累主要是以中心剥削边缘为特征的“外部积累”（相对于特定国家而言），它贯穿于资本主义经济体发展之始终，国内积累（尤其是中心国家的内部积累）只是次要方面。
总之，沃勒斯坦认为，世界经济体是现代世界体系的基础，随着世界经济体的出现，才产生了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世界体系。世界经济体的本质就是资本主义经济体，它在资本积累的驱动下，不断向外扩张，体系内部充斥着经济剥削和不平等。“尽管资本主义提高了生产率，但代价太大，最无效。” 世界经济体的出现不是资本主义的功绩，而是历史的耻辱。这里显示了沃勒斯坦对资本主义经济的片面理解。马克思也对资本主义的剥削性进行了激烈地批判。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全部本质就体现在生产领域的剩余榨取中，体现在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残酷剥削中。马克思过于注重生产而相对忽略了交换，过于强调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剥削而忽略了私有产权制度、资本主义精神（企业家精神）等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因而带有一定偏激倾向。但马克思毕竟承认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对资本主义持一分为二的辩证态度，在批判的同时明确肯定其进步性。而沃勒斯坦比马克思走得更远。在世界经济体中，生产发展、技术进步、经济组织形式的创新等都失去了本来的积极意义，变成为剥削铁律的再现。正是这种极端、片面的认识最终将沃勒斯坦推向了矛盾与悲观主义的理论困境。
二 等级化的多民族国家体系
（一）民族国家体系的界定
伴随着世界经济体的形成，政治领域也发生了变化，形成了由多个民族国家组成的政治体。现代世界体系从产生之日起便具有双重性格：经济上的一体性和政治上的多重性。
“正是在16世纪，某种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础上的欧洲的世界经济体开始出现。这一资本主义早期阶段最奇怪的方面，是资本家没有在世界面前炫耀他们的旗帜。占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不是自由企业制度，……似乎能达到盛行程度的意识形态就是国家统制主义，即国家利益至上。为什么资本主义这种没有任何国界的现象的延续一直靠各强大国家的发展？这不是三言两语能够说清楚的问题。但这里并不存在自相矛盾，而是恰恰相反。”
尽管政治体与经济体在地域范围、运行机制上具有看似不同、甚至相互矛盾的特征，但在本质上却是一致的。经济体是政治体产生、演变的决定性因素，政治体是经济体存在、运行的载体，二者的统一才是现代世界体系。
（二）民族国家体系的起源和特征——经济体对政治体的决定意义
为了阐明世界经济体对政治体的决定性影响，沃勒斯坦追溯了民族国家体系的起源。16世纪初，衰落中的封建贵族和在危机中崛起的新兴资产阶级同时要求一个强有力的政治保护者，而封建君主也力图争取支持，以便对抗中世纪庄园制下架空王权的地方封建势力和罗马天主教廷。这样，在贵族和新兴资产阶级的支持下，西欧出现了绝对王权统治下的“统制主义”国家，这就是17、18世纪出现的民族国家的雏形。 可见，世界经济体不但是政治体产生的经济背景，更为其提供了经济原动力，导致民族国家体系产生的最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现代世界体系看来需要并促进了这一增强中央集权与国内控制的长过程，至少在中心国家是这样。”
世界经济体除了直接决定政治体的产生外，还影响着政治体的结构，经济体与政治体的结构在空间上是高度一致的。世界经济体中的中心国家率先建立了拥有强大国家机器的民族国家，成为政治体的中心；经济体中的边缘地区在经济边缘化的同时，在政治体中也沦为边缘。
民族国家体系在起源上，是受经济体的需求推动而产生的；在内部构成上，又是由经济体的结构所决定的。进而，民族国家体系的基本特征——国家主权的有限性和各国地位的等级化——也与世界经济体有关。
“国家是作为国家体系的组成部分而发展和形成的。国家体系是国家必须在其中运行的一系列规则，是国家舍此便不能生存的一系列合法化过程。从任何国家的国家机器的角度上看，国家体系代表了对其意志的约束。这些约束可见于外交活动、管理司法和合约（国际法）的正式规则，以及对如何和在何种情况下进行战争的种种限制。所有这些约束都与关于主权的官方意识形态背道而驰。主权从未真的被看作完全的自治。”
与现代化理论的完全主权假说不同，沃勒斯坦认为民族国家只有有限主权，其根源便是不平等而一体化的世界经济体。“国家是被创造出来的制度，[这种制度]反映了在世界经济体中发挥作用的阶级的力量的需要。然而，国家并不是凭空创造的，而是在国家体系的框架内创造的。事实上，国家体系是定义国家的框架，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的国家存在于国家体系框架内这一事实是近代国家的特殊性，区别于其他的官僚政体。” 世界经济体的一体性折射在政治层面上，成就了政治体多元互制的特征，约束着民族国家的社会行动；而经济体的不平等性反映在政治体中，造成了“等级化”的特征。
从国内方面看，世界经济体的不平等性渗入民族国家的政治肌体中，表现为一种隐蔽的等级制，资本主义国家中的民主和平等只是一种表面现象。在经济目标的制约下，“特权等级伪装成才能等方面的等级；一些在社会有限范围内也许是合理的等级（如婴儿的社会自治权问题），被广泛地和不适当地应用于范围广泛得多的工作和社区场合。而实际上在这些场合中本是应当遵循民主（即平等）准则的。”
从国际角度讲，现代世界体系的政治是一种“积累的政治学”，即以资本积累为根本目的和运行依据的政治。“这类政治斗争是为了形成世界经济的制度结构，从而建立起一种世界市场，其运行会自然而然地有利于某些经济行为者。” 在民族国家体系中，中心国家的世界资产阶级以其雄厚的经济实力为基础，建立起强大有效的国家机器，对半边缘和边缘地区进行政治控制和经济剥削；边缘、半边缘地区的资产阶级从实际情况出发，选择对维护自身经济利益最为有利的政治态度和行为方式。世界经济体的不平等劳动分工派生出等级化的世界政治结构，民族国家体系的等级性直接源于世界经济体的剥削性，主权大小与经济实力的强弱成正比。
（三）民族国家体系的构成及作用——政治体对经济体的影响
政治-经济体之间存在着互动，政治体能通过自身的某些单位对“统一市场” 的运行产生反作用。“即使看起来我们在论述中把较大的体系看成是资本主义的表现，而各个较小体系是国家统制主义的表现，我们也决不否定具体历史发展的统一性。国家只有在世界体系发展的背景下才能发展，才能被人们理解。社会各阶级和各种族（民族、宗教）集团也是这样。它们也是国家的和世界体系构架内的社会存在，同时或有时也以矛盾的方式存在着。” 在此，沃勒斯坦继承了马克思的阶级分析论，将阶级、利益集团揉合到体系之中，作为与国家并重的理论支点，强调“必须把阶级和身份集团的出现、巩固和政治上所起的作用看作是世界体系的要素”。
民族国家体系对世界经济体的影响主要体现于以下三方面：
（1）它是世界经济体的载体，二者构成现代世界体系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
世界经济体和多重民族国家体系共同支撑起现代世界体系的框架，二者之间存在一种对立又统一的矛盾关系。在最根本的层次上，政治体、经济体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因为经济体受市场规律支配，而政治体则受国家、政府、阶级、社会共同体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所以政治与经济（政府与市场）不同运行机制之间的矛盾就成为体系全部矛盾的基础，并引发了另外两大矛盾——供给与需求、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但是，政治体与经济体之间又具有统一性的一面。“资本主义能够兴旺，正是因为这个世界经济体范围之内存在的不是一个，而是多个政治体系。” 二者结合的机制在于：“缺乏单一的政治权威使任何一方均不可能为世界体系的普遍意志立法，因而能够避免削弱资产阶级的生产热情；其次，国家机制的存在使资产阶级卖者有可能经常在市场运作中组织必要的人为限制。”
（2）政府行为影响世界经济体的微观布局
沃勒斯坦看到了现代世界体系形成以来国家权力不断加强的趋势。“现代世界体系的早期，即至少在16世纪初，并延续至18世纪，国家在欧洲世界经济体中起着经济中心的作用……不管曲线怎样浮动，我们面前看到的却是，在整个现代时期，国家权力持续增长。” 民族国家不是一个单纯的政治概念，国家机器、政体结构，以及各种政治运行机制实际是围绕特定经济目标设置的，其基本职能是通过干预市场运行来促进资本积累，影响收入分配，“国家机制成为生产性企业主能够努力影响市场运作以将其利润最大化的几种机制之一。”国家不是守夜人，而是参与者，它直接介入经济领域，协助资产阶级进行剥削，判断国家机器强弱的主要标志是其推动资本积累的能力。
（3）多民族国家体系影响世界经济体的宏观结构变动
政治体中国家机器强弱程度的不同加剧了世界经济体的内部差异，影响着世界经济体的宏观结构变动。同时，这种情况又因政治体内存在着阶级等社会单位而加剧，因为它们总是力图通过控制、影响民族国家政权表达自身需求，维护自身利益，从而形成一个阶级-国家-经济体的互动关系。“无论是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都在一个并不反映他们客观的经济作用的层次上表达他们的意志。他们的利益是一个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运行的一种功能，他们都努力通过影响单个的国家机器来加强他们的利益，而这实际上只限制了影响这个世界经济体运行的力量。”
在有关政治体的论述中，沃勒斯坦吸收了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和阶级分析法，并将之由国家内部推广到国际领域。他还借鉴了依附论关于边缘地区政治结构的某些论述。但是，沃勒斯坦将经济决定论极端化了，使政治体更直接、更彻底地从属于世界经济体，用经济的逻辑取代了政治的逻辑。政治系统丧失了自己的独立性，成为经济剥削的工具。这样，沃勒斯坦在进一步抽空了现实社会的丰富内涵的同时，也将自身的理论向着矛盾的境地推进了一步。
三 多元而趋同的文化体系
现代世界体系在文化上表现为多元而趋同的文化体系，这实际是其作为一个矛盾的政治经济体的双重性格在文化层面上的投射。多重民族国家体系是多元文化生存的土壤，但世界经济体要求以政治、文化机制加强“一体化”的结构，从而造成了多元文化的趋同，导致了“世界文化”的产生。
沃勒斯坦的文化观包括两个层次。首先，他肯定资本主义文化是促成社会经济变迁的重要变量。现代世界体系产生之前，世界上存在众多文明单位。其中，只有西欧的基督教文明支持着一系列社会经济变迁，使西欧发展为欧洲经济体，乃至世界经济体的中心。而其他地区的本土文化既不主动促成或积极支持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产生和发展，又无法抵制中心地区新兴资本主义文化的扩张和渗透，因而日渐衰微。
第二，沃勒斯坦认为在现代世界体系下，各种文化已开始趋同，其本质就是中心国家文明模式的普遍化。“从语言、宗教、意识形态上说，世界经济体是一种文化的复合体，但这一复合体并非无目的的。存在着一种占主导地位的世界观，尽管这种观念有几种变体，而且存在着对之进行抵制的文明。” 沃勒斯坦从阶级和世界体系的结构两方面分析文化体系趋同的动力。在这里，他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的文化观。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指出一定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就是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在东方从属于西方的世界历史中，资产阶级开始生产世界性的公共精神产品。沃勒斯坦认为，现代民族国家中占主导地位的是“中产阶级意识形态”。“中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形成的过程，即把自己看成是一个代表全民的阶级……中产阶级声称自己是一个代表全民的阶级，他们所采用的支持这一主张的方法之一就是靠发展民族感情，这为他们的主张批上了一层文化的外衣。” 在世界体系中，占主导地位的世界观就是在政治、经济上居于双重主导地位的中心国家的世界观。中心国家推行的“世界文化”其实是一种基于西方特定社会历史背景的特殊文化，它在“普遍化”的过程中已异化为一种维护“中心”利益的意识形态工具，所谓“普遍主义”其实就是一种“特殊主义”。
简言之，文化的多元化来自于政治体基本单位的多重性，文化的趋同来自于经济体的一体性，趋同是文化发展的总方向。文化体与政治体一样，都是经济体基本模式的反映和体现。
综上所述，沃勒斯坦分别从经济、政治、文化三个维度对现代世界体系进行了功能性的界定。现代世界体系的基本思想是沃勒斯坦吸收、发展左派理论的产物。在这个包罗万象的体系中，隐含着沃勒斯坦理论体系上的基本缺陷：对现代社会和资本主义的认识和理解都过于狭隘，以经济代替政治、文化，以剥削关系解释其他一切社会现象。这一缺欠在其现代化观中发展到顶点，在重建现代性的理论中陷入困境。
现代世界体系的基本结构和半边缘
从结构上看，现代世界体系有两个最基本的特点：层级性和可变动性。前者体现为中心-半边缘-边缘的等级结构，后者体现为扩张-收缩的长波运行周期，以及各级结构之间的经常性互动。半边缘的存在为两极之间的互动提供了空间，改变了中心-边缘模式的实质，以体系的内部流动性保证其整体的稳定性，暗示了资本主义的长期性和不可避免性，而这正是现代化理论的基本前提。这样，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就实现了对左、右两派理论的融合。
一 中心-半边缘-边缘结构的基本涵义及形成过程
沃勒斯坦通过分析欧洲经济体结构分化的过程，阐述了中心-半边缘-边缘结构的内涵及产生原因。
16世纪，“产生了一个其结构与此前任何为世所知的形式都不相同的欧洲世界经济体”，其范围大致包括西欧、东欧和地中海沿岸地区，它们分别对应于欧洲经济体的中心、边缘和半边缘。
“中心、半边缘、边缘都是指经济体系中的地位。中心区是拥有一套复杂经济活动的地区——如那里有市场广阔的工业（主要是纺织业和造船业），由当地资产阶级控制的国际与地区间的商业，比较先进、形式相对复杂的农业……相反，边缘地区则是单一形式的、在大地产上强制劳动力生产经济作物的地区，半边缘正处在非工业化的过程中，它们所采用的农业劳动控制形式是自由契约制和强制性奴隶制与农奴制的中间形式，大部分是分成制。处于过渡之中的半边缘还暂时在国际银行业和高成本、高质量的工业生产中保留了一些份额。”
在以中心、半边缘、边缘为单位的国际劳动分工体系中，各部分各有分工，相互依赖，结成一个整体。与此同时，在政治领域，依据国家机器的强弱及其社会整合能力的大小，也出现了类似的结构分化。“在中心国发展出了相对强大的国家政权体系，包括一个专制君主和为这个君主服务的捐赠产生的国家官僚机构……相反，‘边缘’的主要特征是缺乏强大的国家。 ……‘半边缘’又一次介于中间。” 沃勒斯坦以英国、威尼斯、波兰16世纪的发展为例，对这种结构形成的原因和过程进行历史的考察。
14、15世纪时，波兰与英国在社会结构、经济发展水平上相差不大。但进入16世纪后，两国的发展路径却出现了关键性的差异。在经济上，波兰逐渐形成了以农产品生产、出口为主导、采用强制劳动制的单一外向型经济模式，这正是边缘经济的典型特征；在社会结构上，波兰不但保留了农业社会的典型结构，而且产生了严重的对外依附；社会经济转型滞后的直接后果就是政治的边缘化，国家机器软弱、低效。因此，“到16世纪末，按20世纪的说法，波兰已成为一个新殖民国家的缩影……成为欧洲经济体中的一个欠发达国家。”
与波兰的农业社会不同，威尼斯在中世纪时还是一个工商业都很发达的国际大都市，是地中海地区小型经济体（沃勒斯坦称之为欧洲经济体的雏形）的中心。但进入16世纪后，威尼斯却走上了边缘化之路。15、16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新航路的开辟、世界贸易中心的转移等地理原因开启了威尼斯衰落的先机，但导致衰落的更根本原因还是在经济生产领域。16世纪的威尼斯受到资本严重短缺的制约，新兴工业未得到发展。而两大传统工业——造船业和纺织业——也由于原料短缺、技术落后、价格昂贵、市场需求下降等原因日趋萎缩。这样，由于未能及时调整内部生产结构、建立强大的民族工业基础，威尼斯走上了非工业化和农业化之路。但威尼斯毕竟具有一定的工业基础，银行业也相对发达，因此仅沦为半边缘而不是边缘。
就在威尼斯、波兰相继衰落的时候，英国却崛起于欧洲西部，在中心化的道路上凯歌行进。这首先要归功于15世纪英国商业的本土化。经济的成功转型是英国崛起的第二个原因。16世纪的“第一次圈地运动”既促进了英国的农业商品化进程，又为新兴的城市和乡村工业提供了劳动力，带来了新兴工业的蓬勃发展。而且，英国适应新兴大众消费品市场的需要，及时调整工业结构，建立独立、多样化的国民经济体系，为英国的中心化写下了决定性的一笔。最后一个关键因素是英国政府的作用。中世纪末的贵族战争、16世纪30年代英王亨利的行政改革、都铎政府鼓励工商、保护外贸等一系列自由主义与重商主义相结合的经济政策，以及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机器，共同将英国推上“中心”的宝座。
二 半边缘与稳定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
在现代世界体系的结构中，中心-边缘是对左派理论模型的借用。中心-边缘的思想在马恩那里已有初步体现。恩格斯曾指出：“英国是农业世界的大工业中心，是工业太阳，日益增多的生产谷物和棉花的卫星都围着它运转。” 依附论正式将这一思想发展为一种理论模型。劳尔·普列维什最早用这一模型解释拉美的落后状态。“事实上存在着一种‘经济星座’，其中心是工业国，由于受惠于这种地位和早期的技术进步，工业国组成了为他们利益服务的整个体系，生产出口原料的国家则以其资源的功能和中心发生联系，从而形成了以不同方式和不同程度结合在这个体系中的一个广大的、参差不齐的外围。” 在不平等的国际生产和交换体系中，科技革命的成果完全被中心占有，很难向外围转移，外围也无法从体系中获取经济剩余、进行资本积累，因而形成了经济、技术依附。阿明、弗兰克进一步发展了中心-边缘的理论模型，以此分析第三世界各国的落后状态。
沃勒斯坦在借用这一模型的同时，也认识到其基本缺陷：在现实中，除中心、边缘外，还存在大量中间形态的国家，这在中心-边缘模型中没有得到体现；从理论体系本身来看，中心-边缘的两极结构必然导致大量尖锐的矛盾冲突，危及体系的稳定性。因此，沃勒斯坦在中心与边缘之间创造性地填充进一个“半边缘”。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需要一个半边缘是出于以下两个原因：一个是基本的政治性因素，一个是政治经济性因素。政治原因是直接而相当基本的。一个以不平等分配为基础的体系必定会经常为受压迫者的政治反抗而担忧，一个很小的具有极高地位和收入的部分面对着一个占据体系绝大多数人口而只具极低地位和收入的部分，这样一种两极分化的体系很快会导致阶级的形成以及尖锐、分裂的斗争。能避免危机的主要政治手段就是‘中间’阶层的产生。”
“半边缘地区是一个世界经济体不可缺少的结构性要素。这些中间地区部分地使政治压力转移，否则那些主要是处于边缘地区的集团有可能直接反对中心国家和那些利用中心国家机器在国内操纵的集团。” 半边缘是中心与边缘之间的中间点，具有缓冲区的功能，它在一定程度上转移、分散了边缘对中心的仇视和反抗，以稳固的三极结构代替了易变的二极结构，同时，它还在资本、商品、技术上连接两极，起到“传送带”的作用。
更重要的是，半边缘的存在使体系具有了动态性的特征。在依附论中，中心、边缘是两个不可逆转的过程，边缘永远不可能赶超中心，中心也不会沦落为边缘，二者之间没有互动。现代化理论则认为落后国家能够将按照发达国家的现代化模式获得发展，从而由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陷入片面的西化论发展观。倒是更早的马克思深刻地洞察到了在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作用下，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地位可能有所互动，但这种互动只局限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而在整个世界中，资本主义国家仍合为一体，处于支配地位，并“向落后国家展示其今后道路的总图象”。因此，至少在早期阶段，马克思的社会发展观具有一定西化论的倾向。
沃勒斯坦的“半边缘”理论突破了两派的局限，赋予体系以灵活的动态性特征。“这个区域（指半边缘）中有些在某个世界经济体曾属于早期类型的中心区域，有些过去是边缘地区，后来上升为半边缘地区。” 半边缘包括上升中的边缘和下降中的中心，现代世界体系中的中心和边缘既不是固定不变的（如依附论所说），也不是单向递进的（如现代化理论所说），而是互动的，这种现象是不断扩张的世界经济体中地缘政治变化的结果。正是半边缘的存在为体系内部的运转和两极之间的上下流动留下了回旋余地。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具体国家的地位在中心-半边缘-边缘的结构体中怎样变动，这一结构本身并不发生变化。“流动”是针对体系中的成员来说的，而不是指体系或结构本身而言。所以，由于半边缘的存在，现代世界体系被赋予了一定的弹性、灵活性和可变动性，这不但没有削弱，反而增强了体系的稳定性。因为只要有在等级结构中向上攀升的可能，边缘的反体系运动就很容易被体系所同化，转变为谋求体系内发展的努力。正因如此，一次次的反体系运动不但没有动摇资本主义体系，反而导致其不断的扩张和巩固。无论是积极的社会主义革命，还是消极的脱钩，都无法摆脱或改变资本主义体系，这等于承认了资本主义的稳定性、长期性和不可避免性，与现代化理论的基本观点不谋而合。只是现代化理论认为这是合理的、进步的，而沃勒斯坦认为这是不合理的、退步的。正是由于与现代化理论在理论前提上的一致，沃勒斯坦才最终实现了理论的融合，并被主流学派所接纳。
三 内外因结合的动力论
对中心-半边缘-边缘结构形成、变动的动因分析也体现了沃勒斯坦理论的融合性。他将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发展总动力论、依附论的外因论和现代化理论的内因论结合起来，认为体系运动的根本原因是资本积累所带来的整个体系发展的不平衡，但影响体系内部各个国家、地区发展的直接原因则要到其内部的社会经济结构和世界经济体在特定时刻的特定运行状态，即相对各国而言的外因中去寻找。
首先，现代世界体系的运动是体系内部基本矛盾存在、发展的必然结果。历史资本主义体系内部蕴含了三对基本矛盾：政治体与经济体的矛盾、需求与供给的矛盾、雇佣劳动力与资本家的矛盾。三对矛盾都由资本积累的经济压力所引发，共同造成生产过剩与有效需求不足并存的后果，最终导致体系的扩张、收缩和体系内各部分的上升、下降。
其次，就内因而言，存在着几方面因素的影响：第一，经济因素。一个国家的前期经济状况是决定其在体系中的地位的重要的因素。“在时间上的一个特定时刻，由于此前一系列因素的作用，如果一个地区在关键因素上对另一个地区拥有轻微的优势，这就存在一种可能性：各种时间结合而成的局势使得这种轻微的差别在决定社会行动方面具有重要意义，然后这种轻微的优势转变成巨大的差异，甚至在上述局势过去以后，这种优势依然保持着。”
在体系运行过程中，经济因素也具有决定性作用，典型的例子是英、法、荷的争霸。由于英国拥有更为有利的社会经济结构（大土地制较为完善，利于推进农业商品化，发展现代化大型农业），适当的经济政策（重商主义与自由主义相结合、发展乡村工业、建立现代工业体系、重农战略、金本位融资体制等），加之率先完成了工业革命，进一步加强了工业基础和技术优势，最终战胜了法国、荷兰，上升为
世界霸主。
第二，政治因素。从政治上看，民族国家体系中国家机器的不均衡发展是世界经济体三极结构形成的重要原因，一国国家机器的强弱直接影响其地位的升降和整个体系的运行。“现代世界体系形成一种格局，国家结构在各个中心地区比较强，而在边缘地区相对弱些。” 而在半边缘，国家机器的作用就更为重要。“对于处在等级阶梯中部的即半边缘地位的那些国家来说，这种变动主要是受到国家行为的制约和影响。”
第三，其他因素。社会结构也是重要的内因之一。英国工业化的顺利推行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独特的社会结构——贵族资产阶级化，资产阶级独立而强大，工商阶层与政权结合较为紧密；而法国则因资产阶级贵族化，受控于王权，自身力量软弱而使工业化的发展受到限制。此外，宗教、文化因素，乃至地理因素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一国的发展。
最后，沃勒斯坦指出了外因对体系内不同国家、地区的影响。“依附论和世界体系论都是一种结构主义的理论，它是从各国的外部经济联系的角度来解释15世纪以来世界历史的统一进程。” 在体系中，中心的发展是以边缘的不发展为代价的。对中心而言，谁能最大限度地控制、利用边缘，谁就将在竞争中获胜。对边缘和半边缘而言，经济上的依附和落后至少部分的是受制于体系内不平等的政治经济关系的结果。这些国家要获得发展，只能寻求有利时机，摆脱中心的控制，并转而牺牲其他边缘和半边缘来换取自身的发展。“在现存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框架下，收缩多少对所有半边缘都有利，但在任何给定的历史时刻上，只有几个国家能把优势转换成经济地位的真实转移，为达到这一目标，半边缘必须将半边缘的集体优势转变为自身的优势，就是说，上升为中心的半边缘不仅要牺牲一些或所有中心国家，还要牺牲其他半边缘。”
这里需要强调指出，沃勒斯坦进行的不是机械的融合，而是创造性的融合。所谓“内外因结合”不是内因、外因的简单相加，也不是毫无意义的折中调和，而是在现代世界体系的整体框架下，将内因、外因统一起来，强调二者的共生关系，内因、外因都失去了原来的意义而成为体系内的因素，自然而然融为一体。这样，在现代世界体系中，实际已经不存在“内因”、“外因”之分，“内外因结合的动力论”实际是“体系动力论”，所谓内、外因的“结合”实际就是吸收、融合基础上的“突破”。正如吉登斯所说：“已开始被称为‘世界体系研究’（特别与沃勒斯坦的著作有关）的一个主要诱人之处，就在于这些研究特别反对所有的内发模式论……在进一步发展这一观点的过程中，沃勒斯坦批判了另一些作者，他们运用依附论来解释西方如何成功地在全球经济秩序中扮演了如此重要的经济角色……在沃勒斯坦看来，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因为发达国家和依附国家都是全球性的，……它们的发展途径应根据作为一种整体性现象的世界经济发展动态来解释。”
沃勒斯坦的现代化观
世界体系论在沃勒斯坦的理论体系中具有方法论上的意义，是一个宏观的框架和视角，而现代化观则是其理论的核心。一方面，沃勒斯坦承认，存在一个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现代化阶段，现代化即资本主义化，现代性即资本主义性；另一方面，他对现代化/资本主义化、现代性/资本主义性进行了重新定义和评价。沃勒斯坦对现代化、现代性的界定与其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理解相一致。他认为在现代世界体系中，自由雇佣制与强制劳动制（农奴制或奴隶制）都属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二者的结合体现了资本主义的本质，在各地的劳动都是自由的时候，我们将看到社会主义。” 按照这种思路推断，沃勒斯坦实际认为资本主义具有进步性和落后性的双重性格，进步性体现于中心，落后性体现于边缘；中心的存在是以边缘为基础的，资本主义体系的进步性是以落后性为前提的，二者有机结合，不可分离。与现代性/资本主义性的双重性相一致，现代化/资本主义化也包括两个相反的过程，即进化/中心化和退化/边缘化。由于“进化”只限于中心，而且以边缘的“退化”为代价，所以，这种进化在道德层面上已经自我蜕化、堕落了。即使从功利的角度看，中心财富的增加与边缘物质的贫乏在量上孰多孰少也是一个难以衡量的问题，不能肯定地认为资本主义比传统社会在物质上进步了。因此，资本主义化在总体上不是进化而是退化的。现代化理论所说的“现代化=资本主义化=进化”与“现代性= 资本主义性=进步性”的后半部分都不能成立。
但是，沃勒斯坦毕竟在两个等式的前半部分上与现代化理论达成了共识，这其实也是马克思的观点。对等式后半部分的否定实际是对依附论的变相借用。依附论揭示了中心、边缘的两极分化，但认为中心化代表了现代化，边缘化则是徘徊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前现代化阶段。沃勒斯坦将边缘化也纳入现代化的范畴中，揭示出资本主义化的两面性和本质上的退化和落后性。沃勒斯坦对资本主义的片面认识和偏激态度在这一部分理论中得到了全面体现。
一 非进化非线性的历史观
受达尔文生物进化论和现代科技发展的影响，进化论在近代以来的社会科学中一直占据主导地位。现代化理论以进化论为哲学基础，将进步作为现代化/资本主义化的内在逻辑，由此证明资本主义的优越性与天然合理性。“‘现代化’正在取代较早的一些其他概念，诸如英国化、欧洲化、西方化、城市化、进化、发展、进步，等等。所有这些概念皆纳入了现代化概念的内容之中……”
作为资本主义最激进的批判者和反对者之一的马克思主张辩证唯物主义的进化史观，相信进步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总方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推动人类社会经过五种社会形态，由低级向高级发展。马克思的进化论是激进的进化论（革命推动社会进化），现代化理论的进化论是渐进的进化论（渐进的变革推动社会进化），虽然进化的方式不同，但在“进化”这一点上是一致的。 而且，马克思与现代化理论都肯定了资本主义的进步性，肯定了现代性由资本主义国家向落后国家传递的现代化过程。“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看作是一个历史进步体系，它将会通过殖民主义、自由贸易等途径从先进国家移植到落后国家，并且，通过一个持续的对前资本主义结构的破坏和替代过程而向落后国家传播。”
在对待资本主义的总体态度上，沃勒斯坦更为激进。他否定了进化论，提出非进化非线性的历史观。
首先，沃勒斯坦从社会进化论的理论基础——生物进化论和其他自然科学成果入手，对社会进化论提出诘难。他认为近代以来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越来越迷恋理性，信奉所谓“科学精神”。“在思想领域内，现代化表现为新知这种态度认为，自然现象、社会现象和心理现象都是受规律制约的，有规则性、一致性和因果关系，可以被认识，因而可以凭借人类的理性去改变和调节。这种理性态度是现代化的核心过程。”
这种对理性的坚定信心最直接地来源于现代自然科学的基本信念和研究方法。自然科学领域的巨大进步坚定了人们对理性的信心，并力图以同样的方式构建社会科学体系。但是，今天的自然科学的突破性进展证明，原来关于客观世界的理解是非常片面、局限的。数学领域里的许多新发现强调非直线性甚于直线性，强调复杂性甚于简单化，注重定性甚于定量，认为对于一个非均衡的系统而言，规律、初始条件均非预测未来的充要条件，“自然选择是进化的必要而不是充分条件。” 因此，社会科学进化信念也受到致命挑战。在社会科学中必须将非线性的动态机制、经验及偶然性等因素结合起来，打破进化论的束缚，从多元、动态、不确定的意义上去理解历史。“以非均衡结构的动力学为基础的科学分析强调多样化的未来、分叉和选择，强调对历史的依赖性，对某些人来说，还强调内在的、本质的不确定性。这种分析方法与社会科学领域里的一些重要传统发生了强烈的共鸣。”
沃勒斯坦强调关注历史发展的复杂性、多样性，无疑有一定道理。但是，他从进化的极端走向了非进化的极端。自然科学的新发现并不意味着理性的终结，只表明对理性应该有一个新的认识和定位；社会系统当然是复杂的、具有偶然性的，但并不能因此否定规律性和必然性的存在。实际上，马克思的辨证史观从未否定社会发展的多样性以及偶然因素的影响，只是强调多样性与偶然性背后有一致性与必然性的统一。沃勒斯坦其实并未突破马克思的理论框架，只是将其中一部分不适当地推向极致。
第二，沃勒斯坦否定了人为努力对社会进步的推动作用。现代化理论的改革说，马克思和依附论的革命
论都肯定人为努力对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沃勒斯坦则认为变革无助于推动历史的进步。他将社会变革分为控制式变革和解体式变革。在解体式变革下，历史是不确定的，在控制式变革下，历史是注定倒退的。在沃勒斯坦的理论中，历史的进步性成了一种可遇而不可求的偶然现象，这带有明显的历史悲观主义与怀疑论倾向。
第三，某一特定历史阶段也不是一个线性进化的过程。现代化理论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一个线性进化过程。 沃勒斯坦则认为“尽管在世界经济体中存在着机械化、商品化和契约化整体性、规律性的提高，但模式不是线性的而是阶段性的，每次深远的发展都导致了体系的扩张，而每次体系的停滞都导致了世界经济体的重建，以便其进一步发展。” 在长期趋势上，现代世界体系是日趋衰落的；在中期趋势上，体系遵循扩张-收缩的周期循环；在短期内，则体现为历史变革。所以，现代化的轨迹是曲折没落而非直线前进的。
在沃勒斯坦那里，历史的进步性不是一个自我呈现的过程，也不能通过人为努力而得到。整个历史进程中充满了偶然性、不确定性因素。历史不可能用几条普遍抽象的“科学”原理或规律来推断。“科学不是巫术，历史没有终点”，进化论只是资本主义体系设置的一个插有锦旗的陷阱，其本意在于以普遍的“进化理论”为本体系的合理性、进步性作注，只要接受了历史是进化的观点，就等于承认了资本主义体系的天然合理性，而历史的真相就将永远埋没在所谓的“科学”、“真理”之下。
沃勒斯坦之所以提出非线性非进化的历史观，不是为了创建一个圆融自足的哲学认识论体系，而是借非进化之名对资本主义体系的合理性进行彻底地否定。因此，这一理论漏洞颇多，而否定历史进化的理论初衷也在以后的论述中归于失败。
二 现代化的多元模式理论
在非线性非进化史观的基础上，沃勒斯坦进一步提出了现代化的多元模式理论，驳斥现代化理论的西化论，揭示现代化的双重本质。但是，这一理论隐含的前提却是现代化等于资本主义化，现代性表现为资本主义性。
首先，沃勒斯坦一再强调现代世界体系与资本主义二位一体，“现代世界体系是而且只能是一个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 ，现代化是现代世界体系，也就是资本主义体系形成的过程，现代化就是资本主义化。其次，他认为现代世界体系与传统社会具有质的不同，这等于承认资本主义性代表了不同于传统的现代性。欧洲世界经济体的生产关系具有不同于传统社会的特征：经济的商品化程度大大提高（大部分剩余投入市场），市场的广泛性空前增强（各地区为市场而生产），追求利润最大化（生产者为出卖和利润而生产）。因此，尽管现代世界体系的生产方式在中心和边缘有截然不同的表现形式，但它们在本质上都是现代的、资本主义的。资本主义是对传统性的背离，是现代性的化身。
沃勒斯坦对现代化理论的肯定和吸收一直是犹豫、隐晦的，而对其批判则是激烈、公开的。沃勒斯坦从根本上否定了西化论，指出现代化的本质是双重的，模式是多元的，这是由资本主义体系内部发展的不平衡性所决定的。在这方面对沃勒斯坦影响最大的是依附论。依附论认为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联系中，存在不断发展的中心化和日趋依附的边缘化两种发展模式，边缘化的模式也不尽相同， 西方各国的现代化模式根本无法在边缘国家推行。沃勒斯坦将这些观点融入现代世界体系的框架中，提出多元现代化模式理论。
所谓多元现代化模式包括三层涵义：现代化包括中心化与边缘化两种基本模式；中心化模式的多元化；边缘化模式的多元化。
第一，现代化具有中心化与边缘化两种截然不同的发展模式。这是对依附论中心-边缘二元发展模式的继承与发展。在现代世界体系中，无论是劳动分工，还是中心-半边缘-边缘的结构分化，代表的都不是现代与传统的对立，而是资本主义体系内部的差异性和矛盾性，中心化与边缘化是资本主义化/现代化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二者相反相成，是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和必然结果。由此看来，现代化不是进化的代名词，而是进化与退化两种相反过程的矛盾统一，其结果不仅是“趋同”，更是“趋异”。只要资本主义体系存在，根植于其本性之中，伴随其生命过程的双重性格就不会消失，现代化就只能是一个不断两极分化的过程。
沃勒斯坦不否认在特定条件下，中心化、边缘化这两种现代化模式可以发生逆转，由一方向另一方转化。但无论如何，后中心化国家都不可能重蹈早期中心化模式之覆辙。因为二者的内部条件和外部环境不同，即使强行模仿，其结果也不是“西方化”，而是更严重的边缘化。
第二，存在多种中心化模式。每个中心国家都有自己的中心化模式，从来没有一种模式被第二个国家一成不变地重复过，所谓“西方模式”本身就是一种似是而非的说法。荷兰模式的特点是国家机器表面上相对松散，但实力很强，灵活而高效，内乱较少，加之天然的地理优势，航海业、造船业、畜牧业得以发展，由此成为中心乃至霸主；英国的中心化得益于重农主义的经济政策、广阔的海外市场，资产阶级相对强大的社会结构、强大有效的国家机器等；法国虽然远不具备英国模式所依赖的各项条件，但法国国土辽阔，加上政府注重内部经济的统一，因此国内市场很大，籍此，法国也上升为中心；而美国的中心化模式最为独特，它始于反抗边缘化的独立战争时期，由于北美的自然地理条件不适于发展单一的出口经济，因而在英国的殖民体系中处于末等，这反而为其提供了较为自由、宽松的发展空间，建立起多样化的民族工业，并最终利用中心之间的矛盾斗争赢得独立，走上中心化道路。
第三，边缘化也具有多种模式。两个最基本的类型是中心/半边缘的边缘化和外部地区的边缘化。16世纪的伊比利亚国家、哈布斯堡王朝以及地中海沿岸一些国家的边缘化都属于第一种类型，而体系扩张期新融入的地区往往采取第二类边缘化模式。
由于每个国家、地区的具体情况不同，其发展模式当然会有所差异，由此看来，沃勒斯坦的多元现代化模式理论有一定的道理。但是，现代化毕竟是一个切实存在的历史进程，西方化虽不是其全部，却是其开端；现代化虽然没有，也不可能有一个普遍适用的模式，但毕竟有一些共性的、趋向性的东西，而这些在西方模式中有所体现。因此，不能以现代化模式的多元性否定其一致性的一面，也不应否定西方模式对后现代化国家的借鉴意义。另外，不平衡性是任何事物存在、发展的固有逻辑，差异在任何社会体系中都是不可消除的，各国发展程度上的不同也是难以避免的，而在资本主义体系中，无论中心还是边缘，在社会生产和生活质量上都取得了巨大进步，这是不可抹杀的事实。所以，不能因差异的存在而否定资本主义的进步性。沃勒斯坦的多元现代化模式观进一步将其理论推向极端化的边缘。
三 对普遍主义“世界文化”的批判
非线性非进化史观认为历史不一定是进步的，多元现代化模式理论指出现代化包括进化与退化两个发展方向，二者推出的一个必然性结论是：资本主义体系并不比以前的体系更合理、更进步，资本主义性/现代性是进步性与落后性的统一。沃勒斯坦通过对普遍主义“世界文化”的批判，否定了现代性和资本主义性。
首先，“世界文化”不是对真理的归依，而是经济-政治体的不平等性在文化领域的投射。统一的世界经济体形成后，中心国家出于经济目的，总是力图以一种普遍的价值模式取代多元的价值体系。因为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要获得合法性，就必须有来自精神文化领域的价值支持。“在这些强制的文化变迁背后，存在着两种主要动机。一是经济效率。如果经济体中的特定民族被期望着按照特定方式行动，那么教会他们必要的文化规范并铲除竞争性的文化规范将是有效的做法。第二是政治安全。被西化的边缘地区的所谓精英与其‘群众’脱离，不太可能造反，当然也不可能组织其党羽造反。” 因此，产生了普遍主义的“世界文化”。
普遍主义是所谓世界文化的意识形态基础。从表面上看，普遍主义反对特殊主义和种族主义，是真理的化身。但实际上，“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历史中出现的两种主要的意识形态学说——那就是以普遍主义为一方，以种族主义和性别主义为另一方——并不是相对的，而是共生的。” 两种意识形态的并存具有现实经济根源。“由于劳动分工的轴心变得更为明显和不平等，通过劳动力分配和纠正不平等以促进其运行的需要导致了一种种族主义的意识形态，这成为组织世界资产阶级文化主题的中心。” 种族主义借传统之名，维护不平等的国内、国际劳动分工体系，为体系再生产底层劳动者，“种族主义已成为一种世界范围内对直接生产者进行控制的机制”。
普遍主义在自然科学领域树立起“科学”的旗帜，在社会科学领域中倡导“人权”观念，在社会生活领域标榜“量才适用”原则，宣称这些名词代表了客观、永恒、合理的“普遍”真理。但是，“所谓的普遍主义科学一直是狭隘的和排它主义的，尽管主张的是相反的东西。” 而“人权确实不具有普遍的价值，而只是一种带有特权性质的奖赏。” 同样，“量才任用之下能晋升的仍是非常少的少数，因为量才任用制是虚假的普遍主义，它宣称机会是普遍的，可是按照定义来看，它只有在不普遍的情况下才有意义。量才任用制从本质上来说是精英主义的。” 这样，每一个“普遍主义”的文化成果都打上了“特殊主义”的烙印。在一个不但不“普遍”，反而充斥不平等因素的政治经济体中，根本不可能存在真正的普遍主义。“无论是就世界范围内还是就每个主权国家范围内，普遍主义的规则都是非常虚伪的，主要是因为在现实的国家体系中，国家处于等级之中，而在每个主权国家，公民也处于等级之中，这些都是普遍主义的意识形态所遇到的问题。”
此外，沃勒斯坦还对西方社会科学体系进行了批判，认为它实际是普遍主义在学术领域的化身。“但是更重要的是，这种霸权（指中心国家的文化霸权）是通过其他形式来实现的，这些形式包括思维方式和分析方式，尤其是通过哲学和科学、社会科学的范式来实现。” 西方社会科学标榜价值中立，期待一种普遍性信念。但是，沃勒斯坦“不相信有或能够有一种不涉及价值[价值无涉]的历史社会科学，对观念构架的每一次选择都是一次政治选择”。 普遍主义之所以能在社会科学中长期占据统治地位，是由于其倡导者在学术领域以外的现实世界中占据统治地位。“西方的社会科学继续拥有强大的社会地位，它以社会科学典范的姿态，凭借其经济上的优势和精神上的卓异来传播自己的观点。”
在对现代性的批判中，沃勒斯坦理论的激进程度超过了此前的任何左派理论。但这部分理论除了态度的激进外，很难说对左右两派的理论有什么实质性的突破，而且在激进中难免偏颇之处。例如，沃勒斯坦对世界文化的分析就失之片面。首先，多元文化模式之间不仅有差异，也有共性，反映着人类共同的天性和本质，因此，普遍主义文化模式的普及至少部分地反映了现代文化发展的历史趋势，不完全是中心出于经济目的强制推销的结果。其次，西方文化与非西方文化的对立并不是绝对的。各种文化——无论是空间上并存的东西方文化，还是时间上相继的传统与现代文化——之间，从来都是互融互渗的，即使“西方文化”本身也不是绝对的西方特产，而是各种文化的复合体，其中有其他文化的精华。“西方与非西方文化在当今时代融合在一起，这应该说是文化的结合，而不是一种文化来支配另一种文化。”
第三，边缘对中心文化的态度也并非只有全盘否定或照单全收两种极端的做法。在许多情况下，“Z”型运动（沃勒斯坦用以指边缘国家在接受或拒绝西方文化的两难选择中来回摇摆的矛盾状态）只是一种文化嬗变与重建的过程，因为对外来文化表面上的抵制不一定意味着没有内在的吸收，而外在的接受也无法阻止暗自的改造。最后，文化的变迁也不等于文化殖民化，相反，本族文化中落后的部分被外来文化中先进的部分所取代本身就是一种进步。正如斯塔夫里亚诺斯指出的，检验文明进步性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其对周边文化的开放程度。一种文化的开放度越大，兼容性、吸纳性、自我调适性越强，其生命力就越强，文化形态也越先进。所以，及时的自我更新不但不会导致文化的殖民化，反而是文化独立性的根本保障。现实中，边缘也完全可以在有选择地吸收外来先进文化成果的同时保留本族文化传统，关键是在保证经济、政治独立的基础上充分利用外来文化进行自我改造和更新，而不是简单地复制西方文化。
沃勒斯坦理论的局限性及重建世界体系的失败
沃勒斯坦对资本主义进行了全面、彻底地批判和否定，并指出在资本主义根本矛盾的作用下，现代世界体系已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陷入困境。 这就自然地导向了下一个理论问题：有没有更好的世界体系？如何实现这种新的世界体系？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构成了沃勒斯坦理论的另一部分——重建世界体系。在创建现代世界体系理论框架时，沃勒斯坦实现了两派的融合，在现代化批判中，沃勒斯坦力图超越二派，而在重建世界体系的论述中，这种融合与超越都归于失败。这是由沃勒斯坦理论自身的局限性所决定的。沃勒斯坦理论的局限性主要在于对现代化、资本主义化的片面理解；历史悲观主义、怀疑论标志着沃勒斯坦重建世界体系的失败。
一 对现代化的片面理解
在沃勒斯坦看来，现代化等同于资本主义化，而资本主义化就是资本支配下的经济剥削关系的扩展。这种理解带有很大的极端性和片面性。
首先，资本主义化不仅仅意味着工业主义、世界性的经济剥削和两极分化，它还包括更多、更积极的内容。从生产力上讲，资本主义毕竟带来了科技的突破创新、生产率的整体提高、物质财富的全面增长和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在生产关系方面，资本主义打破了低度分化、小范围生产的封建生产关系，建立了精密分工基础上的社会化大生产，产生了现代私有产权制度下的有效经济组织，形成了自由竞争、法制化的现代市场体系，确立了现代经营管理观念。因此，相对于低效、寄生性的传统经济形态而言，资本主义经济体现了历史的进步性是不容否认的。
另外，沃勒斯坦将世界经济体看作按照中心国家的世界资产阶级意志塑造的体系，也有失偏颇。“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的互赖关系的缘起是多样化的。这就是说，我们没有必要也没有充分的经验证据值得坚持认为，跨国界的劳动分工中的互赖关系的所有影响因素，都起源于‘中心’国家的活动以及它们之间的交战。乍一看来，我们没有理由主张，世界体系发展过程中特定阶段最为突出的互赖形态，就是对于那些经济发达社会的地位最为有利的互赖形态。” 无论中心还是边缘，无论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都力图按照有利于自身的方式塑造现实体系，影响体系发展，世界经济体不可能为中心所垄断，现实经济格局是各种社会力量合力作用的结果。当今世界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国家关系多元化等趋势都是对中心利益的挑战和意愿的背离。
其次，现代化也不仅仅是资本主义化，它还包括政治、社会结构、文化和历史传统等方面的重要变迁。在政治领域，现代化打破了传统的专制政体，建立了现代民主制，突破了传统的统制型行政模式，发展出管理型、服务型的行政管理模式。这些都体现出现代政治发展的客观趋势。政治系统有自身的发展逻辑，不是完全由经济所决定的，更不能仅从资本主义经济剥削的角度去理解。“尽管资本主义工业主义对于民族-国家的兴起都具有决定性意义，但民族-国家体系却并不能化约为这二者。现代世界在形成过程中其实受到了资本主义、工业主义以及民族-国家体系的交叉影响。” 按照沃勒斯坦的理解，苏联在现代世界体系的中心国家中处于边缘地位，从经济角度看，这种看法有一定合理性，但从政治、军事角度看，则明显有悖于现实。相反，以经济巨人、政治侏儒著称的日本，在经济上处于中心的中心，在政治上则处于中心的边缘。各国的政治、经济地位并不是象沃勒斯坦所认为的那样具有绝对的一致性。从社会结构上看，现代化打破了纵向的等级化社会结构，造就了一种韦伯所说的“相对拉平化”的、平等取向的社会结构，其中，除了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外，还存在着大量的中产阶级市民阶层，如自由劳动者、中上层雇佣劳动者等。复杂、多元的现代社会是不能用简单的二元对立的阶级模式来加以概括的。在文化方面，现代化带来了个体的解放、个性的张扬，自由、平等、理性、科学等现代价值观念逐步形成。与其他社会系统相比，文化系统具有更强的自我传承性和独立性，更不能用单纯的经济决定论来解释复杂的文化现象。沃勒斯坦将现代文化的全部内涵概括为种族主义、特殊主义的变相延续，未免过于简单、绝对了。此外，沃勒斯坦还把传统从现代社会中排除出去。“在社会的相互作用中，开始时小小的区别会得到加强而稳定化，并被视为‘传统’。这种‘传统’过去是而且始终是现今的而不是过去的一个方面，是现今的创造而不是过去的创造。” 现实固然能改造传统，但不能完全替代传统。历史具有一定的连续性，资本主义体系也不是横空出世的，而是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基础上建立的，对传统有很大的继承和保留。传统参与塑造现实，否定传统等于否定历史的连续性、否定历史本身。
正如吉登斯所批判的那样：“沃勒斯坦的观点包含着一种令人生厌的功能主义和经济化约论的综合”。 沃勒斯坦将现代世界体系化简为资本主义体系，将资本主义体系化简为资本主义经济体，又将资本主义经济体化简为层层套嵌的剥削体系，现实社会的丰富内涵就这样被抽丝剥缕地掏空了。沃勒斯坦声称现代世界体系囊括一切现代社会领域，但这种包容是以对许多重要社会内涵的舍弃为代价的，现代世界体系表面包罗万象，实则残缺不全，这是沃勒斯坦理论的一大矛盾。
二 历史悲观主义与怀疑论
不能正确地认识问题就无法正确地解决问题。由于沃勒斯坦对现代化、资本主义的认识过于狭隘，因此，他在重建世界体系的理论探索中陷入矛盾，走向历史悲观主义、怀疑论的误区。
（一）未来世界体系的基本形态
沃勒斯坦不但否定了现代世界体系，也否定了其中的社会主义政权，认为这只是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形态的一种变体，意义在于维持体系内部的平衡，促成体系运动，展示体系自我调适的一种模式和希望。而社会主义政权的倒台则意味着资本主义的弹性限度已达极限，必须重建一个新的世界体系，这就是“社会主义世界政府”。但是，沃勒斯坦实际上只是提出了一个新的名词，并未对新马克思主义理论有任何实质性的突破，社会主义世界政府的整体形态不是比马克思、依附论的社会主义更清晰、更现实，而是更模糊、更具空想性。就经济形态而言，世界政府大致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计划指导生产；二是为使用价值而不是为利润而生产，需求决定供给。但是，对于这个世界政府如何有效地协调全球生产和分配，如何协调各地区之间的利益冲突，如何解决生产动力问题等，沃勒斯坦甚至没有做出讨论的打算。对此，沃勒斯坦自己的解释——历史无法预测、不可设定只是一个借口，是对现实问题的回避。其实，这种空想性、模糊性直接导源于理论的片面性。由于否定过多，因而无可继承，也无法创新，美好的新体系就只能是一团模糊的幻影，一个没有任何实质内容的空壳。
（二）重建世界体系的途径
如果说沃勒斯坦关于在未来体系基本形态的论述仍然基本沿袭了左派思想的话，那么在未来体系实现途径的问题上，他则与左派产生了重大分歧。马克思主张通过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夺取资产阶级政权，过渡到新社会；依附论求助于脱钩战略，力图割断边缘与中心资本主义世界之间的联系，在边缘地区内部实行“全线社会主义”。沃勒斯坦否定了这两种观点，认为未来体系的实现必须具备两个前提条件，即全球转型和资本主义体系的自行瓦解。
全球转型说认为边缘既不可能从资本主义体系中脱离出来，也不可能在体系内部建成社会主义，只能通过世界性努力，各国同时进入社会主义，才能完成整个体系的彻底转化。这里涉及到边缘国家的发展出路问题。他认为在现存体系中，发展机会和资源是一个此消彼长的恒量，边缘作为一级结构（而不是特定国家）是不可能消除的，这就将边缘的发展推向遥远而不确定的未来。即使对于具体国家而言，沃勒斯坦也只是承认存在由边缘上升为中心的可能性，但对于究竟如何实现这种转化，并未做出明确解释。对于迫切面临现代化问题的边缘国家来说，这等于没有提出任何实际可行的方案。但实际上，无论就整体还是就个别国家而言，边缘在体系内的发展都不是不可能的。导致边缘化的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是社会结构、政治体制落后。东欧在16、17世纪曾因世界粮食价格上涨而拥有良好的外部发展环境，但终因自身社会结构的落后（贵族强大，抑制民族工商业发展）未能及时完成生产结构的转型，坐失发展良机。二是内部经济结构不合理，国民经济体系不健全。边缘和中心虽然都在世界劳动分工体系中承担特定角色，但中心的分工往往是自主选择的，它们占据了高利润的工业生产部门，工、农业，轻、重工业平衡发展，各经济部门之间具有紧密的横向联系，形成相对独立、具有自我发展能力的国民经济体系。而边缘的劳动分工角色既不是按照本地的比较优势自然形成的，也不是本地经济发展需要的体现，而是由中心国家的需求所决定的，是被派定的。边缘国家多是出口农矿业产品、初级品的单一经济体，各经济部门之间没有互动，出口经济的发展不能带动、甚至不利于整个国家经济的发展。因此，要改变依附，摆脱无发展的增长，首先就要改变被动的国际劳动分工角色，按照本国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确定合理的经济发展战略和产业结构，建立全面的国民经济体系和相关的配套机制（如明确的产权关系、市场机制、现代经营管理机制、健全的法律体系等），促进社会结构转型，重塑现代人格与民族精神。同时，应顺应经济全球化趋势，主动融入并积极改造世界经济体，加强边缘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重建国际分工、交换体系，重塑国际政治格局，谋求边缘地区的整体发展。
资本主义体系的自行瓦解是未来体系产生的另一个前提条件。与马克思一样，沃勒斯坦认为资本主义体系隐含着自身不可克服的矛盾，体系的运行、发展实际是矛盾不断深化的过程，每个短期危机的回复、中期循环的完成都在长期上加剧了体系的根本矛盾，最终将体系推向灭亡。但在未来体系的实现途径问题上，沃勒斯坦否定了马克思的革命论和阶级斗争论，认为不能通过革命和阶级斗争造就一个新体系，而应期待旧体系的自行瓦解和新体系的碰巧产生。
沃勒斯坦将重大的历史变革分为解体式变化（腐朽）与控制式变化（革命）。现代世界体系就是在后一种方式下产生的。“旧体系正在解体，土地贵族本身转化成资产阶级，由此产生了历史资本主义。” 在封建危机中，封建土地贵族通过经营方式的转换改扮成新阶级，控制了社会变革过程，利用微调后的制度体系保护自身经济利益和政治特权，因而在现代世界体系中保留了大量不平等、落后因素。这些观点有许多模糊不当之处。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并不都是由封建土地贵族转化来的。“在欧洲，古代政权的资产阶级在形成新工业资产阶级时并不常常起主要作用，他们时常通过购买土地而变得封建化，而新的农村资产阶级和手工业者提供了19世纪的大部分企业界精萃上层。” 奇波拉也认为许多大型私营企业主和资本家都来自于平民和贫农。 在历史上，英国经历了比较典型的土地贵族资产阶级化过程，但这是一种质的转变，而不是穿衣戴帽式的表面调适；法国则出现了相反的资产阶级贵族化过程；即使在日本这样传统因素保留较多、大资产阶级与土地贵族关系密切的国家中，资产阶级也不都是由旧贵族转化的，其中还有很大一部分是由大特权商人发展而来的，另有一小部分则由小商品生产者和农业资产阶级构成。因此，资本主义体系的不平等性、剥削性是由资本主义自身的矛盾所决定的，而不是通过改扮的土地阶级从封建体制那里继承下来的。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没有封建社会的历史，也没有典型的旧式土地贵族，但美国却是不平等的世界经济关系的最主要维护者和受益者，按照沃勒斯坦的观点，这一现象就无法得到解释。
既然控制式变革行不通，那么新体系的产生就只能依赖于解体式变革，即期待资本主义体系在危机中自行瓦解，为新体系让路。实际上，马克思是主张以阶级消灭阶级，而沃勒斯坦则幻想阶级的自行退场。但对于阶级何以能够自动退出历史舞台，资本主义体系如何自行解体，新体系怎样一次性、整体性地出现，沃勒斯坦不但没有提供任何明确的答案，反而又一次陷入了矛盾：他认为为了避免特殊集团对自然变革过程的控制，人们不应积极行动，而要采取保守立场，坐等旧体系在危机中自行瓦解，于不确定的变动中听凭历史自己去选择。按照这种观点，即便资本主义体系能够自行解体，进步的新体系是否一定能够随之而产生？如果必然产生，就意味着只要排除了人为因素，历史就会自发地走向进步，这就堕入了他所批判的进化论中；如果一定不会产生，就等于说历史将永远在谬误中徘徊，人类也就无须“为进步而斗争”了；如果两种可能性同时存在，那么历史就成了偶然性和随机性交织的一团乱麻，人类根本无法把握自身命运，这是一种典型的历史悲观主义、怀疑论观点，标志着沃勒斯坦重建世界体系努力的最终失败。沃勒斯坦本来想证明资本主义体系日趋衰落、必将灭亡的历史趋势，但新体系实现途径的模糊性、空想性，不但不能令人信服地相信资本主义体系行将瓦解，反而从反面证明了资本主义的稳定性。沃勒斯坦又一次陷入了理论的困境。
从总体上看，马克思是一个乐观的进化论者，而沃勒斯坦则是一个悲观主义、怀疑论者。这种理论倾向上的差异根源于他们所处的时代背景不同。马克思处于资本主义上升期和国际共运高涨期，无论对资本主义，还是对未来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马克思都持一种积极乐观的态度；沃勒斯坦则看到了资本主义由扩张到收缩，社会主义政权由盛而衰的全过程，看到冷战后的多极裂变、冲突动荡与和解发展并存的局面，因而对现存体系的合理性产生了怀疑，对未来前景表示忧虑，显示出很强的消极悲观色彩。马克思通过否定之否定得到了一个积极的肯定，沃勒斯坦则在一系列的否定之后陷入悲观主义、怀疑论中。
除了上述主要方面外，沃勒斯坦理论体系中存在的问题还很多。比如，对现实中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问
题。在他看来，由于体系中的社会主义从属于世界劳动分工体系和世界市场，围绕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轴心转动，因此就是资本主义的。这是一种错误的理解。虽然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共存于一个体系中，但联系是双方的，作用也是相互的。世界经济联系可以为资本主义所用，也同样可以为社会主义所用，社会主义不一定要作为资本主义中心国家的经济附庸而存在，关键是要有选择地吸收、借鉴资本主义合理的制度形式和文化成果，在理顺自身经济关系、实现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把握全球经济交往的主动权。
结论
通过上文对沃勒斯坦现代化思想的介绍和分析，可以看出，融合性是沃勒斯坦理论的主要特征，他一方面继承了左派反现代化的理论传统，吸收了马克思的资本积累说和阶级分析法，借用了依附论中心-边缘理论模型和国际性经济分析，对资本主义体系进行激烈、甚至片面地否定和批判；另一方面，又通过“半边缘” 的引进、对脱钩战略的批判，以及对体系中社会主义政权真实性的否定证明了资本主义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历史过程，这是对现代化理论前提的回归。
从沃勒斯坦的本意上来讲，他不仅要对两派进行融合，更要对两派进行超越，进而追求对资本主义现代世界体系的突破和重建。但是，沃勒斯坦对两派的融合与突破实际上都只成功了一半。成功的一面体现于世界体系理论框架的构建中，失败的一面则在重建体系的理论中暴露出来。失败的原因在于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一是沃勒斯坦对资本主义体系的片面理解。他将现代世界体系等同于资本主义体系，又将资本主义体系等同于世界经济体，现代社会最终被抽干了所有血肉，只剩下赤裸裸的经济剥削。这种极端化的认识导致了沃勒斯坦对资本主义的全面否定，其理论后果是无可继承、无所发展，新的社会形态就只能是一个空洞的名词；二是历史悲观主义、怀疑论。对现存体系极端不满，对未来体系又无法把握，导致沃勒斯坦对体系未来的怀疑。否定之后无所立论，怀疑之后无所创新，沃勒斯坦融合性、超越性的理论企图最终归于失败。
融合的成功和失败都与现实背景有关。两极格局的瓦解、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要求改变社会发展研究中两派对峙的局面。沃勒斯坦预见并适应了这一理论需求，因此，融合获得了一定的成功。但是，多极格局的形成、地区性乃至世界性冲突的升级、苏东社会主义政权的蜕变、众多后发现代化国家经济发展的失败等，又使沃勒斯坦看到现有体系的内在矛盾，因而对资本主义持更激烈的批判态度，对体系的未来走向表示怀疑和忧虑，产生了悲观主义、怀疑论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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