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够受到邀请参加这样一个座谈会，自己感到十分荣幸。刚才不少学者都提到“体制内”和“体制外”等等说法，我个人尚没有在《中国书评》上发表文章的荣誉，因此也可以说，我既是官方体制外的学者，同时也是《中国书评》“体制”外的学者。不过，《书评》是我十分关注也十分喜欢的学术刊物，我参加写作的一部著作（《走向权利的时代》）曾在这份刊物上受到相当激烈的批评，自己也从那次批评中获益良多。如今《书评》复刊了，辽宁大学出版社又准备出版刊物前十期文章的精选本，这都是很令人欣庆的好事。表示祝贺之馀，自己愿意就刊物今后的编辑问题谈点想法。
我想，说《书评》是一份特立独行的刊物恐怕在学术界不会有异议。从创刊伊始，刊物的编者就相当自觉地将评论的范围指向社会科学，重视对社会科学各领域的成果的评论，重视对当今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体制对知识生产过程及知识形态所产生影响的研究，对学术规范化的倡导颇有助于人们思考在中国这样的社会中，我们应当形成怎样的学术规范，如何才能逐渐地形成学术规范，等等。倡导的同时，《书评》的作者们又身体力行，通过自己的研究成果本身，也通过对某些失范作品不留情面的批评，使学术规范变得更加具体化了。这应当说是《书评》在九十年代对中国学术发展所作出的非常大的贡献之一。
作为建议，我希望复刊后的《书评》在促成社会科学乃至人文学科不同领域的学者之间的对话方面有更大的作为。我们可以发现，学术规范化（以及本土化）的讨论是所有严肃学者都关注并且可以参与的一个话题，不同领域的学者之间的对话相对来说比较容易开展。但是，涉及到某些比较专门化的学术领域，如何使学者们能够沟通、对话，并且保持对话的高水准，似乎就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了。当今社会，学术分工日益细致，造成知识沟通方面的很多困难，这或多或少妨害了知识的真正增长。也许大学里的院系体制所造成的知识壁垒正是这种体制影响知识的一个例证。不同学科之间的对话当然不是没有，但在许多情况下，我们见到的却是所谓“印象式”评论，赞扬和批评都显得说不到点子上，隔靴搔痒，移的就矢的现象并不少见。如何改变这种状况，自己很期望《书评》能够在今后树立更多的好典范。
说到对话，我还想顺便提出对《书评》编辑方针方面的一个建议，即是否能考虑扩大评论对象的范围，不仅仅局限在社会科学的范围，把人文学科也纳入评论的对象之中。现在的这种编辑思路当然有其合理性，因为刊物也有一个分工的问题。但是，实际上，非社会科学领域的作品很可能包孕着十分社会科学的意义，关键是学者能否加以揭示和分析。
另外，文章的类型能否更加多样化一些？像《纽约时报书评》那样的评论，在目前的《中国书评》中似乎就没有立足空间。也许，《书评》的编者有意识与《读书》杂志保持风格上的差异，认为《时报书评》类型的文字不太适合在《书评》上发表。但是，就我粗浅的观察，《读书》上的绝大多数书评并非《时报书评》类型，而更像是“借枝开花”或“六经注我”式的文章。《中国书评》能否有一个栏目，所发表的文章篇幅不大，风格像随笔，紧扣评论对象，然而在学术上却高屋建瓴，富于启发意义。我想，这样的栏目不会降低《书评》的学术水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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