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早期史领域，伯纳德·贝林独张一军，卓然成家，任何一个要在政治史和人口社会史的研究上有所作为的学者，都不能忽略他的一系列著作。早在八十年代初，国内学者在撰文评析美国学者关于美国革命的观点时，就提及贝林； 他作为美国历史协会主席发表的演说，于九十年代初被移译为中文； 同时还有文章评介以他为主将的“共和修正派”史学。 不过，他的学术成就并不仅限于对美国革命的研究。他在美国早期史领域的建树，在理论和方法上的创新，以及应答现代史学挑战的成功经验，对于我们把握当代美国史学的趋向和开阔学术视野，都应当有所启示。
一、美国早期史的解释框架
生于1922年的贝林，属于二战后复员重新入学而获得博士学位的那一代学者。他自1949年起一直执教于哈佛大学，于1981年担任“亚当斯大学教授”这一哈佛最高的教职。与艾伦·内文斯和菲利普·方纳那种“历史著作工场”式的史学家相比，贝林不算多产，迄今已出版的著作不过十余种。但他的作品以质取胜，所著《美国革命的思想意识渊源》同时荣膺普利策奖和班克罗夫特奖，《托马斯·哈钦森的磨难》获得全国图书奖，《渡海西行的人》再获普利策奖。在美国历史学家中，一生获得4项全国大奖者，即便不是绝无仅有，亦当寥寥可数。
贝林的治学历程，以1970年代末为界，大体可分两个时期。前一时期，他侧重研究早期政治史，特别是美国革命史，他的学术声誉即奠基于此；近20年来，他的研究兴趣转向人口社会史，其“大西洋史”工程目前尚在进展当中。
在贝林开始涉足美国早期史时，他前面已经矗立着许多高峰似的大家。19世纪的乔治·班克罗夫特、弗朗西斯·帕克曼自不待言，在20世纪前半期，查尔斯·安德鲁斯、劳伦斯·吉布森、赫伯特·奥斯古德之于殖民地史，梅里尔·詹森、查尔斯·比尔德、老阿瑟·施莱辛格、卡尔·贝克尔之于美国革命史，塞缪尔·莫里森、帕里·米勒之于思想文化史，都是各领风骚的一时名宿。贝林作为后进，倘不能标新立异，自然无法走出那些大家所投射的巨大影子。
贝林选取的路径，是从思想意识的演化入手，梳理美国早期政治史的脉络，进而构筑解释美国革命的新框架。他的工作分三个层次展开：一，探寻北美政治的渊源；二，描述美国革命的思想意识的形成；三，展示革命的思想意识对革命时代社会观念的重塑。
贝林发现，在北美殖民地居民中，极其珍视自由权利、高度警惕专权暴政的心理，堪称根深蒂固。他们相信，在世界各国当中，唯有英国宪政体制最为完善，英国社会的三大等级，即王室、贵族和平民之间的关系，反映到宪政体制当中，就是君主、上议院和下议院三者之间的平衡，这种平衡抑制了权力这一自由的天敌的膨胀和扩张，因而是自由的根本保障。但是，英国掌权的大臣们为了控制权势，采用腐败的方式，力图打破宪政体制内部的平衡，“英国人的自由”于是危在旦夕。那些大臣们还和殖民地官员联手，要将这种计划贯彻到北美，使北美居民沦为失去自由的奴隶。无论是“印花税法”还是驻军北美，无论是“波士顿惨案”还是“五项不可容忍的法令”，都被认为是英国那些邪恶的大臣们试图剥夺北美居民自由的证据。人们感到，不论在英国，还是在北美，一个扼杀自由、奴役人民的巨大阴谋正在形成和扩展，这使北美居民惊恐不安，不得不拿起武器来反叛为“腐败”所吞噬的英国，在北美为自由保留一个“避难所”。这些想法并非为精英人物所独有，而是广泛散布于大众中间的思想意识（ideology），已经成为一种精神状态。美国革命即为这种精神状态所孕育和催生。此即解释美国革命起源的“阴谋假说”。
富有意味的是，这一反英的革命思想意识，却是由英国的思想资源培育而成的。贝林认为，18世纪的北美居民在文化上还是属于“英格兰的”，他们对于英国政治和政治思想十分敏感。在沃波尔主政时期，英国存在一个强大的政治反对派，他们借助英国宪政平衡的理论，抨击沃氏专权跋扈，破坏宪政，严重危害民众自由。他们指责当局腐败，高扬自由和权利的旗帜。在这群被称作“乡村派”的政论家中，约翰·特兰查特和托马斯·戈登名声最盛。他们上承詹姆斯·哈林顿、阿尔杰农·西德尼的共和主义之余绪，下启风行18－19世纪英美世界的政治自由主义的先河。这些反对派的言论，在英国本土并无很大反响，可是他们的论著在北美却不胫而走，深入人心，为殖民地人士所接受，成为他们观照英国政治、维护自身权利的有力工具。
但是，北美人士从英国吸收的思想资源，在和北美的社会实际相结合中，发生了重大的转化，成为自有特色的革命的思想意识。它不仅推动革命运动的兴起，而且深入北美社会的各个方面，造成了深刻的思想变动，使人们对民主、自由、权力、代议制、奴隶制、平等、主权等一系列问题进行重新审视，产生新的认识，形成了新的态度和信念，并且体现于建国的实践之中，造成了一场深刻的思想革命。
通过这三个层次的分析，贝林提出了关于美国革命的新观点：美国革命不是各社会集团之间为了实现社会或经济结构的变动而进行的斗争，它不是一场社会革命，社会变动是革命的后果而非革命本身；革命首先是一场思想意识、宪法和政治的斗争，它的思想渊源主要不是自然权利、社会契约这套洛克式政治哲学，而是英国内战中产生、经过18世纪英国政治反对派继承和发展的“反专权主义”思想；革命的结果是使美国人民的精神面貌发生巨大变化，形成了新的社会观念。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革命乃是一场十分激进的革命。 贝林的论点，在“辉格学派”、“帝国学派”、“进步主义学派”、“一致论学派”诸种解说之外自成一家，为近30年来美国革命研究中影响最盛的一派学说。
贝林在构筑他的美国革命解释框架时，借助了既往的史学资源。他和早年的帝国学派一样，注重北美和英国的历史联系，但帝国学派主张“从外部”来考察殖民地，他们写出的是以英国为主角的殖民地史； 他把目光投向英国的目的，则是为了更清楚地看出北美历史变动的源流。在他之前，卡罗琳·罗宾斯勾勒了英国政治思维投射到北美的轮廓 ，贝林承认他从这类研究中得到过启发。 另外，他关于美国革命首先是一场思想革命的观点，可以说是化脱于约翰·亚当斯的看法。 在贝林之后，戈登·伍德又将这种思想史的理路运用于对革命和制宪的研究，更进一步清理出革命和建国的思想意识源流。
从70年代末开始，贝林的研究重点转向跨大西洋的人口运动和北美社会的形成方面。这一研究兴趣的转换，并不意味着贝林的学术路径的断裂。就历史运行的逻辑来说，北美社会的发育成长，乃是美国独立的最深层根源；从贝林个人的治学历程来看，他所注重的那种大西洋两岸政治思维上的联系，归根结底是同文同种的反映。他之构筑“大西洋史”的框架，既是他治学路径的自然趋向，也是他实现学术上的自我超越的重大机遇。
贝林把整个大西洋世界看着一个历史单位，认为，从大西洋的一边向另一边的人口运动，以及由此造成的一个新的社会的兴起，乃是世界历史上的一大奇观。这种跨大西洋的人口运动，不单纯是一个人口史和移民史的问题。为了开拓一种新的研究视野，贝林使用了“peopling”这一概念。按他的理解，“peopling”的含义是人员充实，有人口移出，也有人口移入，还暗含定居、开辟和使用土地、社会流动和边疆等意义，同时也包括不同的和相互冲突的人群和种族的混合，社会模式、社区和家庭组织的演化，人口特征的形成等方面的内容。通过这个概念，将传统的移民史、边疆史、文化人类学、社会学和人口史诸多领域结合在一起，形成一个构架宏大、内容丰富、角度新颖的研究课题。 他把这个课题命名为“英属北美的人口定居”，这样就使从前的移民史成为了一个新的课题。
围绕这个课题，贝林已出版两种成果，一是带有总论性质的《英属北美人口定居导论》一书，二是一项个案研究，书名是《渡海西行的人：革命前夕美利坚人口定居中的一次人口迁徙》。目前贝林正在致力于进一步的研究，他虽年逾七旬，但精力充沛，相信不久便会有新作问世。
在《英属北美人口定居导论》一书中，贝林提出了他研究美国早期人口社会史的总体构想。一，跨大西洋人口运动的原初动因，必须和移民所来自地区的人口流动结合起来考虑，才能得到恰当的理解。在17－18世纪的不列颠诸岛和德意志地区，一直存在十分活跃的内部人口流动，为了寻求改善而迁徙，几乎已成为大不列颠居民和德意志人的习性；当横越大西洋的航行变得更加畅通时，这些本来就已习惯于迁徙流动的人们，就很自然地选择北美作为他们寻求机会的目的地。因此，向北美的人口运动和定居，乃是移民原住国国内人口运动的外向延伸和扩展。但到后来，影响人口运动的因素发生变化，北美的拉力成为一种独立的力量，足以改变欧洲的人口构成和迁徙模式。二，北美社会的形成不存在统一的模式，移民在到达北美和定居、开发过程，出现极大的多样性和差异，正是这种多样性和差异构成移民社会的背景。随着移民来源的多样化，北美社会的民族和文化构成也就变得更为多样化。如果不充分考虑这种丰富的多样性，就不能理解北美社会形成的复杂性。三，在最初的殖民运动完成后，北美一直存在的劳动力需求和狂热的土地投机活动，乃是刺激欧洲人口流向北美的主要因素。北美劳动力市场的变动，直接影响到移民的类型：在欧洲的契约仆移民锐减时，来自非洲的强制性移民（黑人奴隶）开始大增；当北美需要熟练劳动力时，工匠和熟练农夫就成了移民的主体。土地投机则是一种重要的职业，投机者直接参与组织移民的活动，推动了跨大西洋的人口运动。四，作为跨大西洋人口运动的结果而出现的北美文化，可视为西方文化的一个遥远的外围地带，是欧洲都市文化体系的推进之地，只有从这个角度才能理解北美文化的性质。
这是贝林在人口社会史研究中的总体思路，它涉及移民的发生学、人口运动的持续动力、北美社会的形成等一系列重大问题。这个构想显示了贝林那种汇聚移民史、人口史、边疆史、社会史、文化史各种视角来考察北美社会渊源的学术雄心，的确是不同凡响的创意。如果能够基于这个构架，以具体的实证研究充实其细节，北美社会的形成过程当得到清晰展示，乃是殆无疑义的。不过，到目前为止，贝林的北美社会形成图景还是十分粗线条的。他在《渡海西行的人》中，对这个图景的一个局部作了精致而出色的勾画，但难以逾越的资料限制，再加上贝林以一人之力担当如此浩大的工程，不免使人感到，前景仍然十分遥远。不过，仅是他所提出的构想，就足以改变美国人口社会史研究的面貌。
二、理论取向和方法论特征
在贝林开始其治学生涯时，美国史学界清算进步主义史学遗产的运动逐渐走向高潮，在这种背景下兴起的“一致论学派”，构筑了一种以突出社会一致性和历史连续性为特征的美国史解释框架，使50－60年代美国史学为之一变。继之而起的“新左派”学者，则发展了进步主义史学的冲突论和突变论，可以说是60年代社会思潮在史学界的映射。贝林在思想上似乎没有为这些思潮所熏染。这些学派在思想方法上都有一个明显的缺陷，那就是将历史过程简单化和公式化，而且为了应对现实挑战而不惜扭曲历史。这正是贝林所深不以为然的。
在历史观方面，贝林既无那种客观再现过去真相的兰克式雄心，又拒斥卡尔·贝克尔那种过去实在无法确知的悲观论调。一方面，他反对将“过去实在”和历史知识相互等同；同时又坚信表现过去历史的努力可以尽量精确和充分为目标。他认为，把握过去发生的一切和人们对过去发生的事情的表现之间的关系，乃是一切历史研究中至为关键的因素。 历史研究的意义和价值在于：获得关于过去实在的知识，是人类对自身经验的扩大，是一个人超越自己的生活和文化之外，看到更丰富多彩的人类经验的必要途径；人要知道自己从哪里来，现在处在何处，如何为将来定向，都离不开对过去的了解；一个社会要保持一种健康状态，也需要历史知识的作用；所以，历史学家的天职，就是为社会提供尽可能完整和客观的历史知识； 而要做到这一点，历史学家需要技巧、知识和想象力。
在具体的研究中，贝林有着自觉而清楚的整体理论构想。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关注的是现代早期和现代之间、欧洲和美国之间、精神状态和社会环境之间的三个“intersections”。 他用的“intersection”一词，含有相互联系和交叉的意思，不妨译为“关联”。这三个历史关联各有侧重，第一个揭示的是美国早期史的重要性，第二个涉及的是美国历史起源的特殊性，第三个关系到思想史的复杂性，而三者的有机联结，构成贝林史学的基本理论框架。他的全部史学研究，就是试图勾画这三个“关联”在历史中所展示的实际形态。
贝林所谓“现代早期”，是指工业革命前西方社会大转型的发端时期，而“现代”则是18世纪以来社会发生巨变这一历史时段。这两个时代之间的关联，用贝林的话说，就是表现为原来那个十分遥远的世界，变成了当今人们所熟悉的世界。 这个“关联”体现了贝林治史的时段定位和整体背景。他的研究重点，是17－18世纪的美国历史。在世界历史上，这正是人类社会出现重大的转折的时期，而美国历史的起步和发展，正和这一历史转折相契合，或者毋宁说是这一转折的产物。欧洲社会转型期的全球性商业扩展以及由商业扩展所刺激和带动的政治与文化的扩张，使欧洲人口和文化扩展到美洲，白人社会在原为印第安人所独享的新大陆得以重建。这一历史运动的后果，早已得到充分显现，但它作为一个过程，却并不完全为今人所知悉。贝林曾从若干侧面来描述这一过程。他研究早期教育时发现，在北美的荒野中，欧洲的社会结构和规范迅速崩溃；适应美洲环境的过程，同时也是原有的各种因素组合为新的社会的过程； 他研究过商人这个社会集团在新英格兰社会变动中的作用； 他还从政治观念的传播和转化来探讨这个时代政治文化的演变； 在谈到17世纪晚期各殖民地因英国“光荣革命”而引发的政治动荡时，他指出，这些政治事件乃是欧洲社会在北美解体的征象，是塑造美国政治起源的各种力量的重组。 后来他转向人口社会史的视角，在更为宽广的背景下揭示北美历史的起源。
关于美国和欧洲的历史与文化联系，历来论者均未加否认。对于19世纪持“生源说”的那些历史学家来说，欧洲对于美国历史的重要性，在于它向新大陆输送了文明的“基因”，由此而生长出来的美国文明，和欧洲文明并无质的差异。在特纳的笔下，欧洲的影响被阿巴拉契亚山脉和密西西比河阻挡在外面，美国文化的独特性孕育于西部边疆的开拓之中。这两种各执一端的观点，都缺乏实证研究的支持。后来一些专门研究殖民地史的学者，把欧洲和北美的联系，归结为大英帝国内部的管理和控制体系所产生的功能。贝林之关注欧洲和美洲之间的“关联”，其着眼点在于探究美国历史的源流。在贝林看来，欧洲对美国社会有着发生学的意义，但来自欧洲的一切，只有在北美的新环境实现转化之后，才成为美国历史进程的有机成分。所以，渊源和转化，是贝林考察欧洲和美国的联系时所使用的两个关键性范畴。例如，以往学者在讨论美国政治的起源时，通常把以约翰·洛克为代表的古典自由主义，当作美国政治精神的内核。贝林并不否认洛克的重要性，但他看到，在英国政治传统中影响相对较小的“乡村派”思潮，对美国政治传统的塑造意义重大。但是，美国人并未成为英国思想的传声筒，英国的政治观念传入北美，在各种社会条件的作用下，发生转化，广泛传播，形成制约人们的社会性行动的思想意识。美国的政治传统就形成于这一转化过程中。贝林对跨大西洋人口运动和北美社会形成的研究，所遵循的是同样的理路。但较之观念的传播和转化，这是一个远为复杂和微妙的过程。从欧洲涉洋而至的移民，身负其原来文化的因子，定居在北美的新环境中，为了适应和改造环境，将这些文化因子重新组合，从而使欧洲文化在北美实现转化，形成新的北美社会。他曾选取1773－1776年进入北美的近10000名移民作追踪研究，探讨他们迁徙前生活如何、何以移居北美、最后在何处落户、怎样在新世界转变生活方式、最后的结局如何，从而局部地再现了从移民到社会的转化过程。如果说J·G·A·波科克构筑了一个“大西洋文化体系”， 贝林则试图建构一个“大西洋社会运动体系”。这个体系的完善，将使得对美国社会历史源流的探掘，得到了极大的深化。
由于贝林长期侧重思想史的研究，所以他对内在的精神状态和外在的社会经济条件、力量之间的关联，给予了高度的重视。他在追寻美国革命的思想意识渊源时，发现人的内在的精神状态和外在的历史运动之间，存在一种交互和扭结的关系。在他之前关于革命起因的种种解释，大多遵循单线因果联系的思路，将外在的和人们所无法驾驭的种种力量作为革命的原因。贝林所寻找的不是革命的原因，而是其起源的过程；他把视线转向人，转向事件的参与者的内心世界，从他们的动机和想法、恐惧和希望中寻找革命的由来。他的这种思路，有一个隐性的逻辑作为支撑，那就是人是历史事件的主角，而人是依据自己的想法而行动的，也就是说，人的观念具有塑造行为的功能；但人的观念并非凭空而产生，它不仅在思想上其来有自，而且受到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的制约。一旦某种观念通过广泛传播而成为普遍共有的想法，那就不再是一种单纯的想法，而演化为一种思想意识（ideology），支配集体性的行动， 改变历史的进程，而变动的历史进程反过来又带动观念的变化。他对美国革命的起源的解说，就是建立在这种思想方法的基础之上的。从贝林的这一研究取向可见，对一切历史现象的解析，最终都必须落实到对人的研究上面。这和马克·布洛赫的观点不谋而合， 而布洛赫正是令贝林早年最为心折的史学家。 有人批评贝林关于美国革命起源的解释属于唯心论，理由是他忽视了社会性的根源。他认为这是对他的思想的误读，因为他从未否认革命的社会根源。 如果真有所谓“误读”，贝林对与思想意识交互作用的社会条件未加深论，则是“误读”的诱因。
贝林史学在方法论上最突出的特点，是力图重建历史中的人思考和活动的具体时空结构，使研究者深入其中，为历史中的人设身处地，而不是以现在的观点改造过去的实际，从而致使过去的独特性丧失殆尽。史学的研究对象是过去，而过去不仅距我们距离遥远，而且存在不同，因此，历史学家应当用极大的想象力和丰富的知识，来使自己回到过去的经验当中去。 他指出，历史中的人活动于其中的“情境”（context）有一个最大的特点，那就是当局者并不知晓事态的结局和后果，所以在评判他们的思想和行为时，如果从看到事态结果的今人的立场出发，就会导致曲解和误会。 他把能否深入“过去事态的情境”（context of past circumstances），作为优秀史学家的第一条标准。 从这点上说，贝林倡导的是一种深入历史时空内部结构的分析方法。
关于美国革命的起因，历来论说纷纭。贝林感到，与其以现代人的观念替历史事件查找原因，不如直接考察当事人的想法和动机。革命时代的人们留下了大量反英的宣传品，解释和说明他们的理由，但被研究者看成一种诉诸情绪的宣传辞令而未加重视。贝林认为，“如果不停止（对革命者的言论的）怀疑和仔细倾听革命者自己关于革命原因的说法，我们就不会理解为什么会发生这场革命”。 他通过对这些宣传品的作者的日记、书信以及其他私人文献与这些宣传品的相互印证，看到这些宣传品的确反映了其作者、而且也体现了其读者的真实的见解、想法、担忧、恐惧和希望，因而是了解革命参与者的内在动机和观念依据的有用资料。他从这些资料中看出，那个时代的人们在思想意识方面十分敏感，对于反自由“阴谋”的恐惧，在革命运动中居于核心地位。通过对革命者心理的分析，贝林就进入了18世纪北美居民精神状态的一个角落。他同时也看到，革命前夕人们对英国和殖民地政治的观照，由于受到其既定的逻辑的制约，并不合乎实际情况。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反对自由的阴谋，英国在七年战争后调整对殖民地的政策，目的不过是实现帝国的管理系统的合理化而已。 但即便是错误的思想意识，也同样影响历史的进程。
美国革命的领导者在构筑他们的“反叛的逻辑”时，使用了“宪法”、“权力”、“自由”、“代表权”、“腐败”、“阴谋”等一系列概念，这些概念在当时人的理解中，具有和今天不同的含义，如果依照今人的理解来看待这些概念，就会曲解当时人的想法。这里就涉及历史语义学和语境分析法的问题。以往的许多历史争论，实际上都是因为概念分歧或者脱离具体语境讨论问题的结果。贝林深知这种研究立场的弊端，所以他在处理这些问题时，首先明确特定历史时期的人们所赋予这些语汇的含义，然后再考察他们是在何种社会情境（context）中使用这些语汇的。例如，贝林经过分析看到，在1763年后的“宪法争论”中，英国一方所说的代表权和北美一方所说的代表权，有着很大不同：英国人强调的是整体代表权，北美虽无代表参加议会，而他们的利益在议会也得到了反映；但北美居民所坚持的是地方代表权，北美在英国议会没有代表，所以，英国议会对北美征税，就是违背了北美居民意志。出于这种不同理解，双方各执一词，致使冲突愈演愈烈。
如果说《美国革命的思想意识渊源》讨论的是革命者的态度和动机，那么，《托马斯·哈钦森的磨难》所探索的，则是反对革命的保守派的内心历程。在这本书中，贝林那种深入历史时空内部结构的分析方法，体现得更加淋漓尽致。他认为，美国革命的失败者并非英国，因为英国本土未遭侵略，人民的生活几乎未受影响，此后英国的发展也十分迅速；真正的失败者是那些在殖民地支持英国的“效忠派”，托马斯·哈钦森是一个代表。贝林在书的前言中提出，他所尝试的方法论的特点是，重平衡甚于重论辩，重情境甚于重后果，重过去的意义甚于重当前的作用。 这也可以说是对深入历史时空内部结构的分析法的理论概括。所谓重平衡，就是强调只有同时研究革命的胜利者和失败者，才能真正理解美国革命；重情境，就是要具体分析历史人物活动于其中的社会情势；重当时的意义，就是要将历史上的人和事置于当时的环境中考察，发掘其在当时的意义。这充分体现了贝林对历史复杂性的深刻理解。
三、应答现代史学的挑战
1981年，在美国历史协会第96届年会上，贝林发表了题为《现代史学的挑战》的主席演说。他概述了现代史学的三大发展趋势，认为历史学家在观念。视野、方法、手段各方面均面临重大挑战。 贝林自己的史学研究，可以说是应答这些挑战的一个成功范例。
战后美国史学发展中出现的头一个重大挑战，来自“新社会史”作为一个研究领域和一种研究方法的兴起。20世纪初，社会史曾得到约翰·B·麦克马斯特和詹姆斯·哈维·鲁滨逊等人的倡导，但应者寥寥。二战以后，社会史获得新的意义，成为一种广泛的史学实践，取得甚为可观的成绩。这种社会史之所以“新”，是因为它大量吸收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将史学研究的范围扩展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和各个社会群体，同时还更新了史学观念，丰富了研究的手段和方法，主张从普通人而不是精英人物的经验和角度看历史（from bottom up） ，并运用包括计量方法在内的各种研究手段。不特如此，社会史还成为一种研究方法，在其他研究领域促成了重大的变化。
贝林正是作为一个社会史学者在美国史学界崭露头角的。他的第一部著作《17世纪新的英格兰商人》，出版于1955年，那时“新社会史”尚在孕育当中。这部著作从题材、视角到方法、结论，都展示了“新社会史”的若干特点，被后来的学者誉为运用社会学方法研究殖民地时期某一问题的“第一部主要著作”。 贝林提出，商人的社会地位和政治角色是如何影响他们的商业活动的？他们的商业行为又以何种方式反过来影响他们在殖民地社会的地位？旧世界发生的事件对他们商业活动有什么影响？他们个人和欧洲人的联系具有何种重要性？ 这些显然都是社会史的问题，所体现也是社会史的研究视角。在研究中，贝林大量使用了个人书信、家庭帐册、商业记录、私家手稿、家族文件以及各种官方档案和印刷文献。他在细致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两点结论：一，商人在北美各殖民地不仅是一支能动的经济力量，而且是新英格兰社会逐渐变动的主要推动者；二，商人并不是一个具备社会纯一性的群体，不能视为一个社会阶级，其内部存在诸多差异，这些差异是决定事态进程的重要因素。此后，贝林还发表了关于17世纪弗吉尼亚政治与社会结构等多篇社会史论文，确立了他作为一个社会史家的地位。
贝林也是较早把社会史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引入其他领域的学者。他早期曾尝试从社会史的角度研究家庭和教育，探寻家庭在早期教育中功能，说明教育在美国社会形成中的作用。他关于早期政治源流的探讨，带有明显的社会史的印记，因为他注重思想观念和社会环境的交互作用，大大拓宽了政治思想史的研究视野。在他近期的规模浩大的跨大西洋人口运动的研究中，社会史更是一种基本视角，这一点已如前论。
贝林还是计量方法的最早尝试者之一。他在研究新英格兰商人的过程中，发现了《马萨诸塞档案》第7卷中一份1697－1714年间的船运记录。他与妻子合作，用当时还十分粗糙笨重的计算机来处理这批材料，获得重大进展，于1959年出版《1697－1714年间马萨诸塞的船运：一项统计学的研究》。从这些数据中，作者得出了若干结论：17世纪末18世纪初是殖民地经济由无序走向有组织的一个重要阶段；17世纪末马萨诸塞的船运业整体规模很大，但甚为分散，船运巨头为数甚少；在这个时期，不仅经济趋于有序，社会秩序也在形成之中。 从各方面看，这是一项十分标准的使用计量方法的“新社会史”研究成果。
但在此同时，贝林对社会史中出现的非历史化倾向也有清醒的认识。他坚持历史就是历史，借鉴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但处理的不能是社会学问题，而应是历史问题。 在他的著述中，社会史已经融化在研究视野和方法之中，各学科的知识都为他所用，而且得心应手，各得其宜。他研究美国政治的源流，在运思和写作中，反映出他的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等多方面的修养，并将“政治文化”的概念引入早期史研究； 他的人口社会史研究，更是综合运用了社会学、人文地理学、人口学、民族学、文化人类学、经济学等多学科的知识，融合了社会史、人口史、移民史、文化史、经济史等多种视角，采用了描述性解说、计量化、结构分析、叙事、图象表现等多种方法和形式，以展现跨大西洋的人口运动和北美社会的形成图景。
这里就引出了现代史学的另一个严峻挑战，即史学的社会科学化问题。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美国一批深受德国兰克学派影响的史学家，力图在美国建立科学的客观的史学。这种理想在遭到贝克尔、比尔德等相对主义者的责难之后，又随史学观念的更替而逐渐为人所遗忘。然而，到了二战以后，由于社会科学的迅速发展，历史学家们又萌生新的梦想，试图使历史学走出传统的人文学科的古老殿堂，变成像经济学、社会学那样的一个年轻的社会科学分支。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史学家们大量引入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拓展研究的范围，发掘新的史料，丰富研究手段，提高表述的精确性，增强研究的理论色彩。这种对社会科学化的追求，在一定程度上使古老的史学焕发了生机，但同时也导致许多弊端，其突出的表现有三：一，在思想方法上，先有理论的假设，再去寻找实验性的数据来验证这种假说，不合历史研究的规范；二，史学著作充斥图表和公式，沦为“社会科学研究报告” ，三，文字枯燥干瘪，了无生气和意趣，使史学著作的社会影响日趋衰微。
关于社会科学的理论观点对理解历史的启发意义，贝林是充分肯定的。他预言，未来一个成功的历史学家应当具备统计学的知识，应当成为富有造诣的业余经济学家、心理学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和地理学家。但是，归根结底，历史学家不应是从过去抽象出来的各种孤立的技术性问题的分析者，而应是运动变化的世界的叙事者。 也就是说，不能将史学等同于社会科学。为了避免误会，他本人很少系统使用社会科学的概念和语言。 在他看来，使史学保持学科独特性的关键，就是其叙事性（narration）。他所说的叙事，不是早期史学的那种记述形式，而是依据一定的理论框架来描述和揭示历史运动过程的方式。他强调，数据和分析必须服务于叙事，而不是使历史变成科学，因为数据不是历史，历史谈论的是人，是人的活动和关怀。 但在传统的史学中，叙事的对象只能是政治事件和战争，而贝林的最大理想，是建立一种关于社会发展的叙事，因为社会发展同样是一种结构性的有顺序可循的故事。
叙事之于史学，同时也是一种艺术。史学社会科学化的一大代价，就是叙事艺术的式微。在文史不分的时代，叙事乃是历史著述的基本形式；即便在史学发生巨大变化的今天，史学对于社会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仍取决于史家叙事艺术的高低。但当今美国许多史家或不重视叙事的意义，或缺乏叙事的修养，其作品语言枯燥，面目可憎，为人诟病以久。贝林从一开始就十分重视史学叙事，他认为，运用包括计量方法在内的各种手段得出的数据，只有转化为富于意趣的叙事形式，方为良史。在这一点上，他和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在《作为文学的历史学》的演说中提出的见解十分近似。 他的每一部作品都体现一种典雅庄重的叙事风格和优美流畅的文风，所以，有的评论说，贝林的著作兼有学术和文学的双重品质。 他的主要著作之所以均能吸引大量读者，其缘故端在于此。
现代史学的挑战同样还体现在专题研究和综合研究的关系方面。关于专题研究和综合研究的关系，吴于廑教授有精辟的见解：“专精和综合是相辅相行的。没有专精，即使为一个细目作理论概括都会有困难，更不论作广泛的合乎科学的综合。同样，不作综合，就不易确定一项专题细目在全局中的地位与意义，更不会由综合概括中发现某些专精的不足从而引发更专、更深入的研究。” 但是，二战以后，特别是70年代以来，美国史学中专门化和综合性之间出现失衡，产生所谓“碎化”的问题。专题研究的发展，极大地拓展和深化了史学研究，关于过去的知识得以空前地丰富；但这种趋向走向了极端，导致过度专门化这种“繁荣病”。 具体问题得到十分深入的探讨，但成功的综合著述则寥若晨星；部分和整体缺乏联系，进行综合研究的人没有专题研究的积累，而从事专题研究的人又大多没有开阔的眼界。贝林对这种流弊无疑有所认识，他明确主张，专题研究（他称之为技术性著述）应当和宏观综合（一般性描述）结合在一起，如此方可使专题研究的历史意义、相关性和重要性得到显示，历史才能保持它应有的功能和意义。
成功的专题研究要求选题专门具体，须建立在对第一手史料的发掘和研究上，而同时又要有宽阔的眼界和高远的理论取向；成功的综合研究则需要有理论的建树，需要在梳理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构筑宏观的叙事框架，同时又要在材料方面经得起推敲。用这种标准来衡量贝林的史学，可以看出，他的研究大含细入，兼具专题和综合两种性质。他研究新英格兰早期的商人，研究马萨诸塞的船运，其专门的性质自不待言；但他并非为专门而专门，在他的指导思想中，通过商人的作用和船运的发展，来了解殖民地社会从混乱无序向有组织和成熟的状态转变的过程，始终是居于首要地位的。他对美国早期政治源流的研究，对人口社会史的探讨，都是专题和综合同时并举。他的《美国革命的思想意识渊源》和《美国政治的起源》，前者属于专题性质，后者则旨在综合考察美国早期政治的渊源和遗产。贯穿两书的理论主线均是，来自英国的政治思想资源，在北美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发生转化，成为影响美国历史进程的重要因素。这两本书几乎是同时构思，同时写作，两者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对美国革命的思想意识渊源的解说，激发了他探讨美国政治起源的灵感；而对美国政治起源的研究，又深化了他对革命的思想意识的理解。在人口社会史方面，他也是同时从综合和专题两方面着手，探讨欧洲社会和文化移入北美后，在适应环境的过程中如何实现了新的整合。他几乎又是同时出版了《英属北美人口定居导论》这部综合性质的课题导论和专门研究革命前夕的一批移民的《渡海西行的人》。对整个大西洋地域人口运动的宏观考察，使他对移民的个案研究具备社会历史的大背景；而具体的个案研究，又使他的宏观考察具有坚实的史料基础。两者的确是相辅相行和相互发明的。可见，贝林的特点是将专题与综合交叉进行，围绕自己擅长的专题进行综合，通过综合来深化专题研究。
环顾当今美国史学界，把专题和综合结合得如此出色的史家，实不多见。写出了洋洋三大卷《美国人》的丹尼尔·布尔斯廷，是美国当代最为出色的综合研究史家，他那种高屋建瓴的理论视野和气象恢宏的历史叙事，博得雅俗共赏。但他的著作招致责难之处，恰在于缺乏专题研究的基础，在史料方面纰漏甚多。同是研究早期政治史的杰克·P·格林，在专题和综合上也下了同样的工夫，他对南部殖民地议会下院的研究，对美国例外论的渊源的解析，都甚为引人注目。但遗憾在于，他尚未提出在本领域引起强烈震撼的解释框架。贝林受到的批评也很尖锐，例如，有人对他在《美国革命的思想意识渊源》中关于“自由”的定义加以驳难； 有人指出，他的人口社会史构架中没有黑人和印第安人的位置。 但没有人可以否认，他在第一手史料的运用和宏观解释框架的构筑上，达到了相当完善的境界。
关于贝林史学的理论特色，前文已经论及；对他驾驭史料的功力，则须略作交待。他在写作《美国革命的思想意识渊源》之前，对革命时期的宣传品和私人日记、书信作了细致的整理和深入的解读，这从他在书中所作的繁复脚注可见一斑。他的史料工夫在《渡海西行的人》一书中得到更为突出的体现。这本书的基本史料是一份存于伦敦的1773－1776年间的官方移民登记名册。这份名册并非贝林首次发现，但以往史家未对它作系统分析，也没有看到它的深层价值，更未结合其他资料来相互印证发明。贝林首先对这份名册进行电脑处理和计量分析，然后根据它提供的各个移民的线索，从大西洋两岸的报纸、公私文件、家谱资料、地方史志、村镇档案、个人手稿中发掘信息，追踪各个移民，使数百名普通移民的经历得以重现，并从他们的经历中探寻到北美社会形成过程的某些细节和局部。这一工作艰苦烦难，贝林穷其心力而为，其严谨务实的学风和深厚独到的功力，均展露无遗。
诚然，贝林迄今尚未写出如《美国文明的兴起》或《美国人》那样体大思精的综合历史来，他也没有提出一种足以重塑美国历史解释的理论架构，他的影响主要集中在早期史领域。当今美国史学处于一个大师阙如的时代，不仅找不出汤因比、布罗代尔那种创立庞大史学体系的巨匠，连20世纪初特纳、比尔德那样影响过整个美国历史解释框架的人物，也踪影杳然。在一种群雄并起、流派林立、新说迭出史学格局中，像贝林那样始终独树一帜，已属十分难能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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