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学术规范问题，王岚同志撰文进行了分析（《现代教育报》，2004.11.10，6版），提出“标”“本”兼治思路，阅后感到意犹未尽。作为一名高校教师，笔者愿结合自己所见所闻浅谈几点看法。 
    高校自1999年扩招以来，实现了“跨跃式”的发展。现在的高校左手承接财政的税款，右手笑纳学子的学费，腰缠万贯，财大气粗，纷纷有了争创“一流”的万丈豪情。钱多了，大楼多了，矛盾也多了，师德见落不见涨。究其因，笔者认为与利益分配有绝大关系。改革开放二十多年，几乎所有的公办高校依然沿袭计划经济时代的管理模式，因此在利益分配上不可避免地继承着“长官意志决定一切”的通病。笔者所在高校教职员工不足千人，仅行政后勤人员就占有百分之六十。更有意思的是，这些人并不从事学术活动，也不从事教学活动，更不直接与学生打交道，很难说创造出什么效益，在利益分配时却往往处于有利和优先的地位。眼见着掌握人力、物力、财力的人通过种种制度性的“合法”收入充实腰包，更见着某些占有好“塘口”（实权部门）的人，利用灰色甚至黑色的手段肆意瓜分资源（这是公开的秘密，相信高校人都不陌生）。一些教师由激情到冷漠，心理失衡严重，“师德”也就随之沦落了。 
    教师在高校教职员工中属弱势群体。于是一些头脑灵活的教师为了改变处在“象牙塔”底层的尴尬地位，开始绳营狗苟，抄袭剽窃，弄虚作假，以迎合现行的学术评价、人才评价的“机制”，力争在最短的时间内“创造”出最大的效益（成果），用来摘取“职称”的桂冠（职称是高校教师的唯一价值判定）。一旦获得成功，有了“职称”的本钱，就可以沽价出售，换取官帽；一旦“入仕”，从一介教师成为入品的“官员”，不啻为鲤鱼跳龙门，身价倍增，由弱势转强势。现在高校官员，除了享有公务员的待遇，拥有大量的资源配置权，还罩有学者的光环，可谓既有面子又有里子，风光极了。 
    因此，要彻底解决学术规范问题，必先完善利益分配机制，确定学术权力在高校的地位。这一点，在讲究与国际接轨的今天，欧美的情况或许给我们一些启示。 
    在欧美一些高校，推崇的是学术权力，谁的学术地位高，谁就受到尊重，也就会获得高收入，一校之长只做二件事，一是聘请教授，二是筹措经费。高校设有教授委员会，大小事由教授说了算，高校只存在学术话语权，几乎不存在单列的行政、后勤系列。教授治校，天经地义。就像基辛格这样的大学者，一朝从政，立即剥夺其教职，请求也毫无用处。如此这般，教师就会把全部身心投入到学术活动中去，绞脑汁，耗心血，拼“智力”，争的是学术地位。蓬生麻中，不扶且直，形成了学术至上的大环境，学术自然符合规范，谁也不敢轻意投机取巧，拿学术生命冒险。 
    反观我们，情况如何呢？笔者对所在高校做过一个调查，毕业五年的年轻教师，平均存款不足四万元，加之学校给他们的住房补贴，总计不到六万。笔者所在城市房价平均三千一个平米，八十平米的房子要二十四万人民币，年轻教师若完全依赖自己的工资购房，至少要再积攒十年，此公那时也近四十岁了。而一个科级年级主任，同样工作五年，实际上已拥有百平米的住房，据说还不用贷款。这就是当教师与搞行政的利益差别。这还是与辅导员比，如果是搞教务、总务、财务的，有招生、购物、基建实权的人物，就无法比了。这样一种强烈的反差，让教师怎能不失落，一些意志不坚定的人，沦落实属正常。是的，良好的待遇不一定就会规范学术、提高师德；但没有良好的待遇，教师就不会被尊重，师德就难以养成。不仅如此，由于工作强度和报酬的不相符，近年来，一线好教师流失非常严重，特别是年轻教师，很多人改行干行政，笔者所在的高校，教师青黄不接，情况十分严重。 
    同时，和全国其他行业一样，高校学术自律更多地还是挂在嘴上，无法付诸实施。而行政权力的越俎代庖，正是高校学术自律发育不良的先天因素，由于利益驱动和权力欲，行政机构仍然在干大量不该干又干不好的事。不少高校的纪检机构，形同虚设。纪检工作人员，不懂学术，又缺乏权威，成为一个养老的部门。笔者干了近三十年教师，没见到纪检组织在学术规范方面做一丁儿工作。而笔者所在学校的教代会，行政人员占九成，成为“干代会”，其行使的是行政权力，而非学术权力，这又是让教师伤心之处。掌权者，面对学术不端，懵懵懂懂，无所作为；能对学术进行鉴别，并对学术失范进行揭露抵制者，又处在无权的地位，这就是高校的现状。 
    好的制度可以防止学术失范，杜绝不端行为，而坏的制度让恪守师德的教师难以独善其身。现在，终于有人将矛头对准体制，而不是个人的道德修养了，这实在是向正确方向迈进了一大步。教育部计划制定学术规范的政策法规，应该是为了解决问题，而不是激化矛盾。在以往有关学术界种种不正之风的讨论中，充斥着对教师学者不端行为的指责，绝少理性分析与客观态度。如果我们继续用那种方式和态度去解决问题，不把办教育权还给社会，不去切实提高教师待遇，确定学术权力至尊的地位，让教师真正成为高校的主人，那么，再多再缜密的政策法规，也不会有太大的作为，利益的失衡仍会将原本学术道德高尚的人“逼”成不讲学术道德和规范的人。大不了，不当教师，干行政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