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高校科研组织与科研发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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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xjtust.com 2005-01-05 |
改革开放25年来,我国高等学校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经历了一个曲折发展的过程。这个过程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拨乱反正、恢复起步(1978-1983);学科拓展、视角转换(1984-1991);面向实践、突出应用(1992-2000);瞄准前沿、注重创新(2001-2004)。[1] 目前,全国普通高校拥有一支25万人的人文社会科学教师队伍,[2] 建立了100多个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200多个全国重点学科、近3000个硕士点、400多个博士点,承担着221万人文社会科学全日制在校本科生和17万在校研究生的培养任务[3] 。这支队伍目前承担着5.1万个在研项目,每年发表19万篇论文、出版1万部专著、向各级政府和企事业单位提交1万份研究咨询报告。[4] 高校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能力和成果已成为我国综合国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进入21世纪以后,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发展环境、存在的问题和困难与十年前相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5] 首先,党和国家对人文社会科学重要性的认识和重视程度提高了。江泽民同志2001年以来对发展哲学社会科学连续发表了三次重要讲话,提出了“四个同等重要”和“五个高度重视”。[6] 党的十六大提出“坚持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并重,充分发挥哲学社会科学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7] 2004年1月《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提出:“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项重大任务”,“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能力和成果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8] 特别是关于“综合国力”的概括,体现了党中央新一代领导集体对哲学社会科学地位和作用的认识进一步深化了。从一定意义上说,人文社会科学已超出了工具和手段的价值,它的繁荣发展成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内容和增强综合国力的重要目标或目的。 其次,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存在的理论脱离实际的倾向有了很大扭转,高校教师积极投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研究改革开放中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为国家经济建设、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在为党政部门、企事业单位提供咨询服务的同时,也获得了科研项目和经费的支持。 [9] 第三,科研经费投入严重不足的问题得到一定缓解。随着教育部“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10] 、“985工程”社科创新基地、“长江学者计划”等的实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经费的增长开始加速。 [11] 第四,随着国家教育投入的增加、教师生活待遇和工作环境的改善,特别是国家人才计划和教育部跨世纪优秀人才培养计划、优秀青年教师奖励计划等的实施,中青年学术骨干流失的问题开始改观。[12] 与上世纪90年代初的高校教师“下海经商风”不同,目前已出现人才向高校“回流”的趋势。 第五,随着国家清史工程、古籍整理基金项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985工程”社科创新基地建设、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等的实施,基础学科和基础研究受到忽视的情况也发生了一些重大变化。 那么,当前困扰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发展的突出问题是什么呢?当然,科研经费投入不足仍然是个重要制约因素。[13] 但除经费之外,还有几个严重的障碍:一是科研组织理念陈旧,科研体制僵化;二是低水平重复研究,创新能力较差;三是社会服务意识不强;四是跨学科综合研究比较薄弱;五是学术规范意识薄弱,研究方法落后。 一、科研组织的真谛是改革创新 经过25年的恢复、积累和发展,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正蓄势待发,其态势宛如一架在跑道上滑行的巨型飞机,越滑越快,但要腾飞尚需扫清一些障碍并解决动力不足的问题。对此,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和高校教师逐渐取得了一个共识,即必须从观念更新和体制改革入手来解决这些问题。早在十年前,《国家教委关于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工作的若干意见》就指出:“管理体制的改革是推动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繁荣发展的关键性的一环。管理体制改革的重点是,打破自我封闭的格局,引进竞争机制、建立激励机制……。”[14]最近教育部副部长袁贵仁教授又进一步指出:“当前繁荣发展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的关键是制度创新、管理创新,难点也是制度创新、管理创新。管理产生的问题,最终要从管理上来解决,光靠热情,光靠干劲,不能根本解决问题。制度创新、管理创新是具有根本性、全局性、战略性和长远性的问题。……尽快建立科学、规范、高效的科研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是管理创新的核心内容。”[15] 从科研组织和管理创新的探索来看,1999年以来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百所重点研究基地的建设取得了一些初步经验,使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体制环境及科研条件发生了重大变化。1999年之前,高校的1700多个研究机构绝大部分是按旧体制运行的,存在的问题与计划经济体制下国有企业的问题差不多:一是研究人员终身制,人浮于事。二是分配上吃大锅饭,缺少竞争机制。三是封闭运行,划地为牢,外面的学者进不来。四是依赖政府,缺乏自我发展能力。重点研究基地的建设打破了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旧体制,它实行的“带课题进所、完成课题后出所”的运行体制,是针对旧体制的问题,在学习总结三个方面经验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是发达国家科研机构的建设模式,1997年教育部派出了中国高校第一个社会科学代表团考察了美国7所高校的14个科研机构,这些科研机构的组织方式都是“带课题进所”[16] 。二是1997年前后中国科学院进行科研机构重组、实行研究人员聘任制的经验以及国家开放实验室通过开放项目吸引各路人才进行联合攻关的经验。三是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如南开大学APEC研究中心等体制创新的经验。 [17] “问渠哪得清如许,惟有源头活水来”。重点研究基地的建设,使科研机构以固定人员为中心的运行体制向以研究项目为中心的新型运行体制转变,克服了人浮于事和科研力量分散的局面。这种体制的特点是“机构开放、人员流动、内外联合、竞争创新”。基地实行主任负责制,带课题驻所研究制度,责权利相结合的分配制度,以校外成员为主的学术委员会制度等。不仅打破了研究人员的终身制,而且实行动态管理打破了每一个基地的终身制。[18] 经过三年多的实践,基地建设在以下几个方面取得了突出成绩:第一,研究条件大大改善。基地建设之前,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硬件条件很差,其中90%以上的研究机构是所谓“无编制、无经费、无办公用房”的“三无”机构,许多著名学者连一间工作室甚至一张办公桌都没有。如今,百所基地的办公用房达到4万多平米,办公设备等硬件条件也迅速改善。第二,研究经费大幅增加。教育部三年投入9000万元,学校配套投入至少1.1亿。第三,汇聚了学术队伍。基地围绕重大项目研究进行人才队伍建设,实行专兼职研究人员合同管理,面向国内外公开招聘研究人员开展联合攻关,初步形成了各自的创新团队,成为留住和吸引人才的平台。第四,重大项目形成规模。百所基地三年有650多个重大项目立项,研究内容覆盖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许多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涉及到学科建设的许多重要领域。第五,学术交流空前活跃。百所基地三年召开300多次高水平的全国性或国际性学术会议,参会人数达到1.5万人,数百位著名外国学者来华参加会议,扩大了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国际影响。第六,网络建设突飞猛进。100多个学术研究网站(其中90%以上建立了英文网页)的建立,汇聚了学术资源、促进了国内外学术交流。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百所重点研究基地和“985工程”社科创新基地建设,呈现出两个目标层次:前者要在5-10年稳居国内领先水平,目标是在100个研究领域争取国内金牌;后者则要再提高一步,通过参与国际竞争在20年机遇期内建成一批世界一流学科,从而带动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这两种竞争,目标都是增强综合国力,关键问题是两个:第一是凝练学科方向[19] ,瞄准国内和世界科学前沿,适应国家重大需求,选择能够发挥高校优势的突破口。第二就是体制改革。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已经使中国经济焕发出无限的生机和活力。由此可以相信,中国高校科研体制的改革也必然会使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能力和成果水平迅速提高。科研组织必须适应科学研究的这种发展要求,通过超越常规的改革创新为科研注入动力。 二、科研发动的关键是激发学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体制改革、制度创新本身只是手段,目的是激发高校学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因为,科研水平的提高归根结底要靠人来实现。一流的大学要有一流的学科来支撑,而一流的学科靠一流的学者来建设。这正如袁贵仁副部长所强调的,要树立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思想,确立以人为本的管理观念。科研管理的根本任务是激发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20] 科研发动首先是创造有利于人才成长和发挥作用的良好环境,留住人才、吸引人才、培养人才是一个循环三步曲。所谓环境,不光是房子、票子,最主要的还是要创造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政策环境以及宽松和谐、自由民主的学术环境。 其次,科研发动不仅是发动本院系所的人员,而且也不局限于本校教师,而应当集合天下各路英雄来为我们“打工”,为创建一流大学做贡献。要转变只有本院系、本校自己培养的人是人才的狭隘观念,打破研究机构中的人员终身制。 科研发动有三个环节:第一,要整合全校科研资源,冲破院系所的界限,吸引全国乃至全世界最优秀的学者来参加研究工作。试想,如果一个研究机构通过研究课题把全校、全国乃至全世界的一流学者都集合起来,那么创建世界一流学科还是幻想吗?研究机构作为科研平台,应该起到这样一种“汇聚学科队伍”[21] 的作用。第二,要加强合同管理。现在是契约社会,要讲责权利的统一。研究机构的专兼职研究人员享有使用科研资源的权利,也应履行以研究机构为作品第一署名单位的义务。既然体育比赛早就打破国界了,许多国际一流运动队都有外援队员。那么,在科研组织上,我们也应该而且完全可以思想更解放一些,提倡跨学校、跨地区、跨国境的联合攻关。正如中国的姚明作为休斯顿火箭队的签约队员、他在比赛中进的球是算在火箭队头上的一样,如果我们把德国的哈贝马斯聘为哲学基地的兼职研究员、把美国的德沃金聘为法学基地的兼职研究员、把美国的蒙代尔聘为经济学基地的兼职研究员,而且在聘任合同中要求他们发表一篇署名我们中国的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的高水平论文,那就理应属于我们的研究成果。当然,最好是我们高校教师和他们一起开展合作研究,共同署名发表研究成果,还应该鼓励到国外著名刊物上发表研究成果。这样的话,我们距离世界一流学科的梦想还会遥遥无期吗?当然,正如体育比赛不能光用外援一样,我们不能把高校人文社会科学腾飞的希望都寄托在外国学者身上,必须培养我们自己的高水平学术带头人。否则,国际一流学者也不会到我们的基地来做研究工作。第三是分配制度改革。大学里教学是硬指标,是一个强有力的指挥棒。许多教师不愿意搞科研是因为科研经费少、出成果难。因此,所谓科研发动,应该建立一种有利于激励科研的利益分配机制,起码不能让教师搞科研比搞教学收入水平低。在这方面,国外的学术休假制度可资借鉴。 科研发动的一个重要手段是学术评价。学术评价是同行学者对评价对象是否符合一定学术标准及符合程度做出权威判断的学术活动。学术评价是一种价值判断,它对评价对象的学术地位、社会声望和实际利益都会产生重要影响。在实际应用中,学术评价一般都服务于某种科研组织活动的需要,与学术资源的分配有关,涉及到课题立项、成果鉴定和奖励、职务聘任和晋升以及机构拨款等方面,可以给被评价者带来或不带来某种荣誉或利益。学术评价的这种社会目的性可能从两方面对学术事业产生影响:从直接和积极方面来说,学术评价引导科研资源的分配,从而对学术活动具有“指挥棒”的作用,可以激励学者和研究机构努力实现和达到一定的学术目标,如加强机构建设,加强个人专业修养,完善课题设计,提高研究成果质量,促进国内外学术交流等。在这个作用过程中,价值目标与公正程序相结合,保证了评价的客观性,客观性又起到了鼓励公平竞争、激发学术创造力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客观公正的学术评价是学术发展的重要动力。从间接和消极的作用说,学术评价因为社会目的性太强,可能给评价对象造成直接压力,并产生一些负面效应。例如,评价对象由于利益驱动或为了缓解压力,可能采取不正当手段来干扰学术评价,试图以非学术因素来削弱评价的客观性,从而获得不当的荣誉或利益。这使得社会目的性与学术性分离而削弱客观性,有可能滋生学术腐败。学术腐败是指以不正当手段获得荣誉和利益的学术堕落行为,它污染圣洁的学术殿堂,破坏学术规范,造成恶性竞争,因而是学术事业繁荣和发展的大敌。从这个意义上说,不公正的学术评价起着阻碍学术事业发展的作用。因此,尽快建立一个客观、公正和高效的科研评价体系已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发展的当务之急。 三、科研管理的宗旨是提供服务 “管理,就是实行计划、组织、指挥、协调和控制。……是一个为了达到同一目标而协调集体所做努力的过程。”[22] 从这个意义上说,科研管理和科研组织实际上是一回事。它包括:目标、组织活动、分配和协调资源、决策。 谈到“科研管理”这个大家耳熟能详的概念,我们在访问美欧大学时遇到一个很有意思的情况。西方高校并没有科研管理(scientific research management)这个概念,他们都说对科研不能管理(management),只能提供服务(service)。比如,牛津大学科研管理部门的主要职责之一,是谈项目、谈合同,并代表学校与公司谈判、签署合同。[23] 这反映了在科研组织理念上的差异。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高校社科研究缺乏主动适应和服务于社会需要的动机。它是一个封闭系统,学者们存在着习惯于关在书斋里做学问或者等待上级下课题、甚至只是为了出书和评职称而搞研究的倾向。由此决定,我们的科研管理带有浓厚的行政管理色彩,等、靠、要的依赖思想严重。这种情况同国外大学通过主动为社会提供服务而获得课题和经费的做法形成鲜明反差。袁贵仁同志最近指出,科研管理不能仅仅局限于填表格、组织申报和总结材料,而应该把推进理论成果的转化作为我们的一项重要工作。科研管理应该引导哲学社会科学应用对策研究,以应用对策研究促进基础研究,以基础研究带动应用对策研究,真正把哲学社会科学的优秀成果应用于整个现代化建设的实际中,不断提高解决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的能力,充分发挥“思想库”和“智囊团”的作用,在解决实际问题和为社会服务的过程中不断推动理论创新和学科的发展。[24] 科研管理的宗旨是服务于科研,这是由科研的宗旨是服务于社会所决定的。因为科学研究要服务于社会,才需要科研管理为科研服务,并且决定了科研服务的主要内容。现在,许多学校在科研组织方面逐渐树立了管理就是服务的意识。科研管理部门在完成传统的项目、经费和成果管理等职能的基础上,积极主动地帮助教师与有关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建立纵横向联系,跑课题、拉经费、签合同、推广成果。农谚说,天不下雨多锄地。在科研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服务可以产出更大的效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目前越来越重视社会现实问题,许多研究成果特别是应用性研究成果的直接受益者是社会。但这并不是说,高校可以坐等人家上门来找。要让社会更好地了解大学科研的作用,科研管理部门就要主动地向社会宣传和推销自己,开拓更加广阔的课题和经费渠道。在这方面,华中师范大学社科处的业绩提供了一个具有说服力的案例。[25] 谈到科研管理与服务的关系,现在面临的一个新问题是如何处理好高校科研机构、政府、企业与中介组织的关系。这个问题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是不存在的。在美国,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一般不直接管理高校的科学研究,而是由一些中介组织发挥着科研组织与科研发动的作用。这些中介组织可以分为两类:全国性的[26] 和地方性的。这些机构的主要职能是:筹集研究经费;向学者征集研究课题,或者从政府部门承揽研究任务;从事人文社会科学规划的研究和制定,筛选出未曾研究或者对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分重要却受到社会忽视的问题;组织高校学者成立课题组对列入规划的课题进行研究。这些中介机构在组织高校科研力量为社会服务、为政府制定政策服务方面,在为高校筹集经费促进学科发展方面,都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美国共有4万家基金会,绝大部分是民间的,其中与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研究有关的基金会就有100多家。各种基金会的董事大部分是企业家,董事可以优先享用基金会资助课题的研究成果,这是许多私人公司愿意出钱给基金会资助社会科学研究的主要动力。[27] 我国科研经费主要依靠政府拨款的传统体制,不利于科学事业的发展,科研经费投资渠道的多元化特别是开辟民间投资渠道是一个必然的发展趋势。这种传统体制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拨款者可能不是研究成果的受益者或用户,因此缺乏支持科学研究的动机。这就像一架飞机要起飞却遇到了燃料不足的问题,谁最关心这个问题的解决呢?当然是乘飞机的人,他们应该掏钱买票。不论研究成果的用户是谁,都由政府买单,这同市场经济的规则是相悖的。科学研究民间发动的力量源泉在于,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能力和成果作为一种“国力”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方面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特别是企业要开发市场、预测投资风险、了解消费需求和消费心理等等,都需要人文社会科学为其提供咨询服务。基金会等中介组织的作用是可以把政府、企业和民间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需求与高校科学研究的供给结合起来,在二者之间架设起利益联系的桥梁。对此,教育部(国家教委)1994年以来的一系列重要文件,都明确地指出了这一改革的方向。[28] 高校也进行了一些积极的探索(如浙江大学农业现代化与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建立董事会制度的经验)。可以预见,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会等中介服务组织的建立和探索,将对我国科研投资体制变革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也是解决科研经费不足的根本出路。 四、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标志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能力和研究成果作为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繁荣发展是与国家昌盛和民族复兴联系在一起的。邓小平早在上世纪70年代就指出,“我们国家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从何着手呢?我想,要从科学和教育着手。科学当然包括社会科学。”[29] 这段话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方面,没有发达的科学包括人文社会科学,我们不可能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因此,繁荣发展人文社会科学是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的必要途径;另一方面,我们国家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包含着人文社会科学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它是整个国家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的一项任务、一个指标。把世界水平当作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重要标志,需要从三个方面努力: 第一,科学研究要瞄准世界科学前沿问题。对此,《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和“985工程”社科创新基地建设计划都提出了明确的要求。[30] 我们不能夜郎自大,应该承认在人文社会科学的许多领域与国外学者的研究水平还有很大差距。在这种情况下,开展国际学术交流是提高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水平的一条捷径。与其闭门造车,不如走出去、请进来,虚心向人家学习。“创新不是无中生有,“它来自现实的需要,对优秀传统的继承,以及对国外一切优秀成果的借鉴吸取。”[31]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应该选择具有国际可比性的领域,不能孤芳自赏。就像参加奥运会一样,我们不能陶醉于人家不玩的中国武术、中国象棋,不能放弃像足球、篮球、田径这样能够显示实力的大项目。同样,要提高作为综合国力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能力,不能满足于我们在中国文学、中国历史、中国哲学等领域取得的成就,还要勇于在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管理学、语言学等这些大的学科领域以及外国哲学、外国文学、世界历史、世界经济、国际问题研究等具有国际竞争的领域去冲击世界金牌 第二,要想方设法吸引和培养世界一流的学术带头人。没有世界一流学者,要建设世界一流学科、取得世界一流学术成果是不可能的。因此,吸引和培养的人才的标准应该是“学贯中西”[32] 或能在国际学术平台上自由行走 。[33]“985工程”社科创新基地建设,把增强国际学术对话能力当作基地建设的一种重要目标。 第三,遵守学术规范。就像要在奥运上拿金牌必须遵守一定的比赛规则一样,我们要参与人文社会科学的国际竞争,就有一个遵守竞争规则即学术规范的问题。目前,学术失范已成为制约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一个瓶颈。因此,教育部最近印发了经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讨论通过的《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学术规范(试行)》。扭转学风问题、遏制学术不端行为,目前可以从两个突破口切入:除了规范学术评价活动外,要切实增强引文规范意识。在我们的学术传统中一直缺乏引文意识,这就造成一种奇怪的现象,许多人虽然发表了许多论著,但未必真正明白按照国际通行的学术标准什么叫作学术研究、如何写作学术论文和专著。现在高校人文社会科学教师每年发表论文19万篇、出版1万部专著。如此众多的论文和专著究竟将我们的学术事业推进了多少呢?这是需要正视和反思的一个重大问题。依我看,恐怕其中十之八九没有什么创新,只是东抄西抄,抄了又不注明,连作者自己都不知道哪些是别人的东西,哪些是自己的心得。有的人觉得引文多了,似乎就显示不出自己的水平。这其实是对学问的一种误解。国外有的学术论文正文只占十分之二,注释占了十分之八的篇幅,几乎言必有注,唯恐哪句话别人说过而未加指明,这与国内一些学者大搬他人文字却不加注明的做法形成了鲜明对照。这种引而不注的做法,无论是无意还是故意,均难逃学术剽窃之嫌。科学研究是一个后人站在前人肩膀上不断攀登的事业,任何新理论、新观点都不是空穴来风,而是依据本学科领域的学术知识传统而进行的新的艰苦的探索,这种探索不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而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工作。因此,学术规范特别是引文和注释规范,对中国学者来说,目前是一个应大力倡导、急需掌握的治学态度。对于学术规范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是无论如何强调也不过分的。[34] 注释: [《中国政法大学人文论坛》第二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1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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