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年在其他高等院校开会或参加答辩，了解到我们的硕士生和博士生的招生数量远不及其他一些重点院校。北大现在不直接留自己的博士任教，但是外校还继续留自己的博士，在学术会议上遇见的学者越来越多是从别的院校获得的博士学位的，其中当然不乏佼佼者。长时段地看，真正有可能威胁到我们在全国历史学界领先地
位的是我们所培养博士生的质量，我们能够做点切实的事情来改进的也是博士生的质量。因为博士生的学制较短，博士生的质量和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的硕士生的质量也有密切关系。只有我们每年毕业的30个左右的博士能够实实在在地具有一流的水平，能够成为在各自领域顶尖的学者，甚至都成为大师级的学者，回归母校任教，
我们因为数量上的劣势被边缘化的危险才有可能被消解。
高品质的博士论文将会成为维护北大历史系品牌的命脉，最终也是大家在职业市场上拥有压倒优势的最好保证，所以也是最实际、最关系大家切身利益的问题。
我个人的感觉是，我们对北大历史系学生应该具备的精英意识强调得不够，而且有点过多地强调困难和实际的生活问题，消磨斗志和意气，虽然还不能说弥漫着“失败主义”的情绪，打拼的冲劲实在需要大大加强。所以我想谈谈“精英意识”问题，涉及三个方面：强烈务实的社会责任感；高品位的学术追求；勇敢的生活态度，
或者说，做人生抉择时应该具有的一定程度的“冒险精神”。
北京大学的前身有一部分是燕京大学。我们现在开会的二院就是燕大的学生宿舍，应该说他们居住环境的条件比起你们现在的宿舍要优越得多，比我们80年代做学生时当然更好。想来他们的日常生活也远远比当时的一般百姓富裕。如果说，一些燕京大学的少爷和小姐们因为其远远高于当时民众的平均生活水平而具有某种优越感
，那不是我在这里想说的精英意识。说老实话，金钱、权力和高人一等的优越感只能塑造一点可怜的傲慢。精英首先应该有社会责任感。我也不赞成“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士大夫情怀，如果这意味着阎步克教授所批评的“宏大叙事”。在这个和平建设和实事求是的改革年代，少说空话，多做实事，以切实的工作成绩来纠正浮夸
、媚俗和奢靡的传统社会风气，是学者对社会、对民众最起码的、也是最好的负责任态度。
这样看来，高品位的学术追求不仅是个人对完美的追求，也标志着一种认真的社会责任感。作为学者，我们的首要职责就是做学问。扎实精细的学术探讨本身就是一种人生态度，就是改变浮夸、媚俗和奢靡社会风气的最好努力。大而化之的夸夸其谈，滥竽充数的学术垃圾，不仅是学者个人的耻辱，也败坏大众的灵魂和精神，妨
碍社会进步，是极不负责任的表现，其实也是与腐化和蔑视弱势群体的恶习同流合污。在这个意义上，学术垃圾也是对人的尊严的一种讥讽和挑战。我觉得，现在经常谈到的学术规范其实只是问题的一个侧面。急躁和满足于低水平的重复才是最严重的问题，因为此类学风认同并且扩散浮夸、媚俗和奢靡的社会风气。
至于如何才能做出一流的学术成果，我想不用我多说。茅海建教授用“史实重建”这四个字就概括得很好。不过说到世界史的史实重建，的确有一些客观的困难。由此就说到生活态度和“冒险精神”。《卧虎藏龙》不是我所喜欢的影片，章子怡更不是我欣赏的明星，但是我非常喜欢她在影片结束时纵身跳下悬崖的一幕。“武陵
人捕鱼为业，缘溪行，忘路之远近。”于是发现了桃花源里的境界。其实生活里很多怡然自乐的境界往往不是靠碰运气，需要有纵身一跳的勇敢精神才能到达。一些世界史的同学问老师，我花费那么多时间学外语，比如学古希腊语和拉丁语，还不知道以后要做什么，是不是应该现在就为以后的出路做些准备，比如集中精力提高
一下英语，既不太辛苦，也可以有些实际的好处。这种瞻前顾后的犹豫彷徨腐蚀一个青年学子的志气。更有一些同学说，我就想获得博士学位，别的都不想了；我又不想做大师，别为难我。这种萎靡不振的情绪如果扩散开来终将断送北大历史系的领先学术地位，更会使世界史专业永世不得翻身。我们的世界历史专业本科生和研
究生的训练和培养机制是不完善的，主要的问题是处理原始文献的能力训练一直十分薄弱。我个人觉得，学校的外语教学一直没有给我们学生足够好的条件，使他们在学习英语以外的一些外国语言时遇到很大的困难，所谓的“二外”课程基本上不能帮助学生获得使用该门外语的能力。我希望学校尽力为大家改善外语学习的条件
。但是我们不能等到一切外部条件都具备了再去提高世界史博士论文的质量。所以，我希望大家有一点浪漫主义的精神，不要过多地顾虑实际的生活问题，最大限度地把时间和精力放在外语学习和学术研究上，在条件不太完善的情况下也要努力通过自学来提高自己；不要在付出时过多考虑回报，不要因为担心失败而放弃对学术
精品的追求和打造。要有一点在生活中“冒险”的精神，而不是处处算计付出和回报。起码读研这六、七年能够潇洒一点，陶醉于学术。
大家都考上北大了，为什么不勇敢一次，“冒险”一番。在北大历史系做学生和教师，应该有为维护本系学术地位殚精竭虑的献身精神，即使失败和一生惨淡也要全力拼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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