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校的科研在国际、国内处于什么样的地位？怎样提高高校的科研水平和成果评价方式？日前，在教育部组织召开的从量到质的转变——如何提高高校科研质量暨成果评估会上，教育部前副部长吴启迪说：“统计数据显示，中国科研论文数量已经超过了英国、德国和日本，仅次于美国。我国高校在其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也要保持清醒的认识。从质量方面，如何努力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是摆在每一个科研工作者面前的一个挑战。”
    差距在哪里、有多大？中国科研质量怎样实现量变到质变的突破，迈向科研主导地位之路？在这个会上，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总工程师武夷山、美国辛辛那提大学细胞生物系主任彼特·斯坦布鲁克、爱思唯尔集团副董事长兼全球学术与客户关系总裁池永硕等，从不同的视角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数量VS质量
    全球科技和医学学术出版公司爱思唯尔的统计数据显示，2007年，中国发表的论文数为18.1万篇，仅次于美国的34.3万篇，位居世界第2位，英国、德国和日本的论文数分别位居第3、第4和第5；与10年前相比，中国发表的论文数增加505%，美国的论文数增加了10%。
    但是，武夷山指出：“我国科技论文的数量与质量出现了背离的现象，研究的整体质量和效益都不高。”在题为《完成科技论文从量到质转变的几点看法》的演讲中，他列举了几组数据。
    美国《科学引文索引》(SCI)的数据显示，2007年，SCI收录的中国论文数量排名世界第2位，SCI篇均论文被引用数次则位居世界第115位。另外，从1998年1月到2008年8月31日，中国被收录论文的数量为57.3486万篇，位居世界第5位，论文总被引频次为264.085万篇，位于世界第10位，但篇均被引次数只有4.61，位于世界第115位。
    大学的情况也令人担心。2008年9月，SCI公布了基本科学指标ESI收录的从1997年1月1日到2007年12月31日之间的各种论文统计数据。2008年ESI数据显示，在这11年间，北京大学论文数排名109，篇均被引次数排名为3486；清华大学论文数排名93，篇均被引次数排名3763；哈佛大学论文数排名世界第3，篇均被引次数排名473，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论文数排名11，篇均被引次数排名688。
    “活字印刷、造纸术、火药和指南针在奥运会开幕式上被表现出来，这四大发明是古代中国对世界科技作出的巨大贡献，这些贡献远远超越了其他国家。”2008年北京奥运会给池永硕留下深刻印象，他在会上提出的问题是：中国如何再次在科学和技术上作出卓越贡献，成为世界科技界的领袖？
    池永硕指出，在近年的科学界可以看到，诺贝尔奖不是授予发表论文最多的科学家，而是在某一个领域取得最卓越成就者。以爱因斯坦和牛顿为例，他们永载史册并不是因发表了很多论文，而是做出了天才般的卓越发现。中国科研事业只有实现从量到质的转变，中国才可能真正成为世界科学的领先者。
    “如何完成中国的科技论文从量到质的转变，不仅包括对于科技论文科研评估以及奖励的制度，同时也包括进一步提高科学界的学术道德水平。”池永硕说，“中国应该努力追求数量和质量的同时提高，提高质量的同时还意味着设置高的道德标准，建设以诚信为基础的科学；意味着发现帮助研究人员提高生产力和效率的新方法；意味着发现让顶尖研究人员和他们的工作更多为国际科学界所知的新方法。这些都是挑战，但中国一定能实现这些目标。”
    池永硕表示，过去30年中，爱思唯尔参与了中国科学的进步，今天，在从数量通往质量的道路上，爱思唯尔愿与中国同行。
    一个关于效率的创新
    研究型大学的核心竞争力在于效率与创新，统计数据显示，教研人员大约要花费40%的时间用于文献及相关信息的查询，如今，彼特·斯坦布鲁克博士在Scopus上感受到了速度和效率的力量，他将这一工具称为“速度！速度！速度！”
    斯坦布鲁克有多重身份：分子遗传学家、辛辛那提大学细胞生物系主任、《变异研究》期刊主编，以及多个私人基金会的科学主任。在本次讨论会上，他结合自身经历讲述了使用Scopus的感受。
    4年前，2004年，爱思唯尔推出了一个到目前为止全球规模最大的文摘和索引数据库Scopus，涵盖4000多个出版商发行的1.5万种同行评议期刊、1000多种开放存取期刊和纯电子期刊等，拥有从1869年至今的3800万条文献；文档不仅回溯到1823年，而且还有在印文献服务，即为用户提供已被期刊接收但还在印制之中的论文摘要，平均早于印刷版4个星期，加速了知识发现的过程。
    斯坦布鲁克有45年的研究经历，他在Scopus的网页上输入自己的名字，网页上出现一个他作为作者的唯一的数字标识符号，他的学术领域和历史、学术背景和产出、学术影响力和联系等一目了然，比如他共发表了165篇论文，总引用次数为2292，包括中国在内的20多个国家的150多位研究人员是他的论文合作者。
    2005年，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物理系教授J. Hirsch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上发表文章，提出一个评价单个研究人员研究成果数量和质量的指数：H指数(Highly Cited Index)。斯坦布鲁克认为，与发表论文的期刊影响因子相比，H指数综合考虑了研究者发表论文的数量和论文的引用率，是评价研究者在其领域中影响力的一个更为可靠的指标。他在Scopus的个人档案中发现自己的H指数是26。
    作为美国辛辛那提大学细胞生物系主任，斯坦布鲁克的职责是聘请新教授、为教授们提供指导和帮助、评估教授职位的晋升和终身职位的获得、与不同院系进行比较。借助于Scopus，他能获得相关教授的研究产出，评价其研究潜力和获得经费的能力；在系内外发现潜在的合作者，鉴别出相关的基金机构，帮助并鼓励教授们申请基金。
    作为《变异研究》的主编，斯坦布鲁克负责编辑委员会委员的选择、论文初稿的评审、对审稿人意见作出评估，并对论文是否被接收作出最后裁决。借助于Scopus的期刊分析器，他发现自己期刊的影响因子从2005年的3.34上升到了2007年的4.159，通过图片直观了解到期刊论文的具体引用情况；而且，他还可以将自己的期刊与同类期刊进行对比。
    Scopus被认为是一个关于效率的创新，与“期刊影响因子”相比，它提供的单篇论文被引次数是更具体的指标。2007年，英国《泰晤士报高等教育特刊-QS》选择Scopus作为世界大学排行榜评价的相关数据来源和评价工具；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也采用Scopus作为科研表现的统计源。
    加强中国信息资源建设
    研究型大学是一个国家国际竞争力的重点战略资源。我国《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明确提出：加快建设一流高水平大学，特别是一批世界知名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是我国加速科技创新、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的需要。
    吴启迪说，提高我国高校的科研质量和成果评估，需要作出很大的努力，从科研效率的提高到科研机会的分配，从科研成果的科学评估到科研队伍的建设，这一切都是值得探讨的。
    国际一流的研究成果离不开3个方面：实验室和科研设备等基础设施、高素质的研究人员和相关科技信息的获取，这3个方面同等重要。爱思唯尔科技部中国区总裁张玉国认为，在基础设施和引入优秀人才方面，中国已经建立了若干非常成功的项目，如“211工程”、“973”计划、“百人计划”和杰出青年基金等，但对获取科技信息的投资远远落后于基础设施和人才的投资，这会影响中国科研能力和发展前景。
    “实现从量到质的转变，需要多方面的努力，但一流的科技文献信息和先进的研究工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励德爱思唯尔中国区董事长梅山说，“我相信，中国的教育事业特别是中国高校的科研产出及其影响力一定会有一个质的飞跃。”
    为了进一步支持中国高校科研水平的发展，会议结束时，梅山代表爱思唯尔向中国西部的五所大学捐赠了为期一年的Scopus数据库。《科学时报》 (2008-12-23 A2 国内)

    来源：科学时报